高职院校武术散打选修课引入推手的可行性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座谈法、理论分析法等方法,以实践为基础,从研究造成散打人身伤害事故原因入手,在散打选修课教学中加入武术推手,散打运动安全问题得以解决。     

理学作为哲学的身份辨疑——与赵汀阳先生商榷

《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一文本身也存在着“模仿复制”疑案,不免减损了质疑中国哲学身份的力量。该文质疑中国的传统学问不符合逻辑或不够科学,但现代学者的理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追求逻辑与科学。该文更以为传统学问文化有余而思想不足,而在哲学主导之下的理学研究,正是各种思想派别或方法的演练场,虽不无启发,却往往失大于得。对哲学抱有的任何预期,都可能意味着从一开始就与经学或理学不在同一个频道上。若转换为理学何以为理学的问题,避免受任何哲学的预期形态干扰,才有可能摆脱身份的困扰。     

圣人之境——论儒家的超越本体

儒家学说是一套具有宗教性超越品格的价值信仰系统,其立“人”知“命”达“天”至“圣”的内在超越理路是基本清楚的。圣人之境作为一种超越的本体境界,它具有基督天国一样的绝对完美性和一劳永逸性。对于这样一种整体化的圣人之境必须予以打破,彻底破灭这种境界所给出的终极完满性。     

圣人与乾坤:易学史上的象数与义理分途初探

易学史上象数与义理的分途,其实质是其所表达的义理究竟是圣人的义理,还是乾坤或者说卦爻象数的义理.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与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分别代表着圣人神明与乾坤大旨两种不同的易学旨趣,后者意味着象数的神明,象数繁芜却义理平实而易于把握;前者则彰显出圣人之意幽微难测,其旨玄奥高远而切己受用,这就是不同的易学旨趣所导致的象数与义理的分途.     

"子在川上"之后——论经典世界中的情感体验

贯注于经典世界的情感体验在"子在川上"章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这一章所具备的哲学深度就是由孔子所表达的情感体验来刻画的.以孔子面对"川流"的意象所获得的情感体验为源头,可以从"川流"的哲学意象、"如斯"的道德意蕴和"逝者"的时间感悟这三个方面,呈现出在"子在川上"之后,孔子所表达情感体验的内涵是如何在历代阐释过程中发生变化和转换的.     

重问“哲学何为”——以晚周诸子论“民”为中心

对于晚周诸子哲学缺失一种“哲学何为”的追问,上百年的中国哲学史写作历程,只是“被哲学”的结果。重问“哲学何为”就是试图重新以“民”的名义思考哲学的事业,其与以“人”的名义之间构成一种鲜明的差异。如同智慧地爱区别于爱智慧的哲学路线一样,不一定在同等程度上相知,却可以在情的层面上同欢喜、共忧患,这也是同作为人的尊严所在。以“民”的名义提出各自的思想主张,才是晚周诸子哲学之共法。诸家以“民”的名义所表达的思想主张虽各有得失,但都不失“民”的视野。     

从天下之利到人主之利——韩非与墨子的主利思想探析

墨子眼中是"民之三患",韩非手中有"帝王之具",前者成就的是"天下之大利",后者主张的是"人主之大利"。从墨子的天下之利到韩非的人主之利,尽管表现出立场上的对峙,但作为一种彻底的主利方式则是一脉相承。墨子所主百姓之利并不能很好地拒斥人主之利,对于韩非而言,延续墨子的主利方式而对着人主来说,不过就是一转身的事情。     

《论语》中伤痛观念的哲学阐明

《论语》中的“父母唯其疾之忧”表明,对于疾病的担忧在儒家文化中有着特殊性。一个人克服祸福的牵引与死亡的恐惧而保持内心的安宁,却不该对他人的生老病死保持淡然。从疾病之忧到亡故之痛,这种伤痛不容被克服,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意义。恻隐之痛乃仁之为体最显豁的开端,乃至于径直地就是仁了。伤痛观念由此获得更为鲜明的哲学品格,其与仁的本体地位息息相关。既要肯定对他人生老病死怀抱的伤痛,同时也要着力加以节制,不能任由其陷溺。     

经典、民情与见识——《论语》中的“负面思想”辨析

《论语》中有很多被当作“负面思想”的语录，往往被指出有各种不同的局限性。有见识的学者可以感受经典的力量，懂得其中言情与言理之别，或者能洞悉民情，对“民”的定位既不“失人”亦不“失言”，以及对于《论语》中的思想即“见”即“识”，懂得其超越各种局限性的价值，明白并没有所谓的“负面思想”。     

重估王阳明“心外无物”论的价值——读丁纪《鹅湖诗与四句教》所思所得

丁纪的《鹅湖诗与四句教》一文对阳明学的兴盛表达了忧虑。以“心学”著称的阳明学实则落在了“意”上。“心”的地位看似至高无上乃至无所不包,却并无对“意”的主宰作用。这就使得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所表达的“心”与“物”的关系,反倒落在了“意”与“物”上。以“意”与“物”的关系而论,阳明学显然没有处理好万事万物的存在问题。心外何以无物,其用意在于为了让人明白亲不存于事亲之外,王阳明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却在义理上顾此失彼。就思想本身的价值而言,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确实被大大高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