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与迁都——中国七大古都比较研究之一

中国古代都城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最高象征.对七大古都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和掌握古都文化的发展规律,进一步认识七大古都、包括北京文化的特色会有不少好处.主要研究了中国古代定都的原则和迁都的趋势,认为"险、富、便、美",即军事上固若金汤,经济上富甲天下,地形环境上山川秀丽,交通上四通八达,是中国古代定都的最佳原则.而由西向东、由南向北,最后选择了北京,则是中国古代迁都的总趋势.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研究——关于学术研究与教材建设相结合的一次探索

在科研的基础上编写教材,在教学的过程中修订教材,使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并努力做到"教学相长",是北京市精品教材及北京联合大学精品课程《中国传统文化通论》建设的一个突出特色。它集中了北京联合大学和首都兄弟院校及其他单位几十位专家学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集中展示了我们的祖先对人类文化宝库的贡献,为青年人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与工具。本文介绍了本教材的指导思想与定位,教学内容及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课程特色以及历届同学的反映等,作者的探索精神和教材的丰富内容都会给人以启迪。     

明朝文官升迁制度对人才的影响

制度和政策是由人制定的,但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之后,又会影响一代人的素质。明代文官的升迁制度包括官员的选拔、升迁、考课等等。它犹如一条指挥棒引导着明代的人才去适应制度的需要,对明代人才的成长发生了重大影晌。     

西征路上的成吉思汗为什么要会见长春真人?

长春眞人丘处机,字通密,登州栖霞(山东栖霞)人,金朝末年北方道教全真派首领,号长春子。丘处机“未冠出家,师事重阳眞人(王喆),而住磻溪、龙门十有三年”,“暮年还海上”(《长春真人西游记》,以下未注出处者均见此书)。蒙古灭金前后,北方地区长期陷于混乱,人们看不到现实的出路,多用宗教作精神麻醉剂,道教日益兴盛,全眞教的流传日益     

征服与被征服——从忽必烈“治天下”的制度措施看军事征服与经济文化征服的关系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蒙古贵族得天下主要靠的是军事征服、民族战争,对于被征服的民族和人们来说,他们是征服者。但在他们得天下之后,要完成“治天下”的任务,却不能只靠屠杀与镇压,还要着重解决经济问题和思想文化统治的问题。他们必须适应先进地区的经济与文化,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政治经济制度。落后的征服者最终被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征服,否则就难以维持自己的暴力统治。     

论“天坛文化圈”

从北京不同的区域来看，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各个区域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有异，于是人们将其分为不同的文化圈，比如“宣南文化圈”、“运河文化圈”、“永定河文化圈”、“长城文化圈”等。从明清以来，处于中轴线上的前门大街成为连结皇宫与天坛、先农坛的天街，并逐步形成了以祭天文化为核心，以商业文化、会馆文化、梨园戏曲文化、工艺美术文化为特色的繁华的街区文化。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天坛文化圈”。     

谈谈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是中国人,同时又是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和中国境外的蒙古族的共同祖先,是历史上蒙古民族的缔造者.当时的蒙古汗国并非独立于中华民族之外的一个国家,而是位于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成吉思汗是最伟大的军事实践家,同时又是打破东西方壁垒的千年伟人.     

《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元大都——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结合的产物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乃至都城宫殿的建设无不体现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特征.<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记载的元大都的城建规划正是这种二元文化特色的有力说明.而元初的朝会礼仪、节庆活动也保留了不少草原文化的传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元大都是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融合的产物.     

城建规划的文化内涵--七大古都比较研究之二

古代都城是历代王朝最高统治者和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是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研究七大古都的规划原则和遗迹遗址,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我国古都的城建规划属于"礼制"的范畴,具有极强的政治性;以儒家的经典<周礼><周易>作为城建规划的指导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古都规划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时,佛教、道家的思想与理念在古都规划中也或多或少地有所反映.因此,中国古都规划的文化内涵可以用以下4句话来概括:规划以礼,皇权第一,儒佛并用,象天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