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伦理：新时期领导道德修养的路径选择

新时期我国领导干部的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严重，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忽视了对领导干部进行个体伦理建设的教育，导致个体伦理的缺失。就公共行政伦理的两个维度——制度伦理和个体伦理而言，尽管制度伦理重要，但个体伦理（具体表现为领导干部的个人的人格、价值观和信仰等方面）却更加重要。本文针对如何提高新时期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问题，结合当前个体伦理的发展现状，论证了加强个体伦理建设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和关键。     

“差等”还是“齐一”——浅谈中国法律史研究资料之价值

自20世纪初期中国法律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以来,前辈学者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各类研究资料存在清晰的价值差等的共识.近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出现将各类研究资料价值齐一化的倾向,可能会对法律史学一贯追求“求真”的研究目标产生妨碍.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研究者的后现代史观、单纯从问题入手找材料的问题意识以及过于求新猎奇的治学风气紧密相关.重提研究资料价值差等的“常识”,关键在于承认法律史学研究中正史、文集、回忆性文字等,应低于律例典章、地方法规、司法档案、案例汇编、家法族规、乡约行规、方志、契据家谱、政书、讼师秘本、日用类书等,应高于野史笔记、文学作品等.青年研究者应在此基础上,重视常见资料和实物资料,充分审视和灵活运用新资料.     

“权”观念与帝制中国“大义灭亲”案件的处置

帝制中国始终有大义灭亲事件,但都被视为一时一事不得已之“权”。儒家强调“权”之用,必须在更高层次上合于经,反对以诈行权,但行权主体要求过高、范围不明确,操作性较欠缺。法家则大力提倡权术,变阴谋为阳谋而广泛应用之。随着君权强化,大义几等同于臣民对君之“忠”,经法家权诈观推波助澜,儒家经权论有时充当文饰之具,君臣所实施的“大义灭亲”行为,有滑向“大利灭亲”的趋势。尽管如此,儒家经权论植根于人之心性,尚在持续发生约束作用,“大义灭亲”在整个帝制中国都未完全正当化。     

论领导者在新时期的道德修养

新的历史时期赋予领导干部以新的历史使命,也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对此,从新时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内涵,领导干部道德修养方面的缺失和健全提高领导干部修养水平的机制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