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瓦舍书会哺育的伟大戏曲家

<正> 关汉卿和以他为代人的元杂剧在中国戏剧史上是突起的奇峰,这是怎样出现的呢?人们曾经作了不少探讨。长期以来,文艺总被认为是从属于政治的,影响所及,在元曲研究中形成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元代戏曲繁荣的契机,只有从民族和阶级的斗争中去探寻”。(《戏剧论丛》1958年第3辑《关汉卿学术研究座谈会记录》)如果不受这个“只有”论的约束,而去探寻“还有”什么契机,那就有被戴上“资产阶级”帽子的契机。本文尝试打破这个禁限,另从宋元瓦舍文艺的社会基础和书会才人的创作道路方面,探讨产生关汉卿的社会土壤和文艺渊源,勾勒关汉卿的生活环境和性格面貌。     

黄花红叶守重阳——从辟邪到祈祷

中国人常以清明和重阳对举,一个迎春,一个辞秋,都是大自然盛衰转捩的节点,引起对生死、对盛衰的感悟和联想,因而最富有生命意识,最富有牛命哲理。清明蕴涵着如何对待生与死的哲学;重阳蕴涵着如何对待盛和衰的哲学。重阳节俗始于汉朝,成于魏晋。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记载：东汉时,汝南有个桓景,跟随费长房学习。有天费长房告诉桓景：     

新发现的吴敬梓《诗说》刍议

朝廷功令使程朱理学与八股科举互为表理桎梏人的思想。吴敬梓的《诗说》承顾炎武等重实际、重实证的学风,努力冲破以体悟人伦"天理"为指归的理学途径,转向以知性主体精神和具有实证特点的治学方法来治经,这是他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诗说》中《女曰鸡鸣》、《简兮》等章则所表现的对功名富贵的人生态度、人格理想,可以与《儒林外史》互相发明、相得益彰。     

珍贵的情谊镌刻在历史的年轮上

近年来,我们的社会舆论很重视过好传统节日——春节,从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中,努力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和精神内涵,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团拜活动很可以发展。春节期间单位团拜,现在已经很普及。其实,朋友也可以团拜。有     

吴敬梓与竹林名士

魏晋名士,流派繁衍,以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最能代表魏晋风度。一方面,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下引鲁迅话,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文),他们恣情任性,超逸风流,典型地表现了“魏晋人的豪放萧洒的风姿”(鲁迅:《病后杂谈》)。另方面,他们的纵情背礼是由于对环境的不满,以至激而为怒、愤世嫉俗,这又鲜明地染上了魏晋的时代色彩。鲁迅说魏晋时代是个“篡夺时代”(《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但篡权杀人者偏偏要打着礼教的旗号进行“巧取豪夺”,“他们所谓崇奉礼教,……实在是毁坏礼教”,于是,阮、嵇等     

前顾后盼论关剧

元杂剧往往借用前代故事加以发挥。杰出作家关汉卿的作品当然不是以往故事的苍白的复制品,而是在其中注入自己从现实生活汲取的养料,赋予新的生命。把这样的作品与原始素材进行对照比较,我们可以获得一个观察创作过程的内在实验室,看出作家如何对素材进行审美改造和典型制作,从中把握作家的创作个性、主体意识。我们再继     

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儒林外史》的历史性进展

<正> 《儒林外史》尚未跨进近代小说的历史门槛,但已敲响其门环,表现了近代现实主义的许多重要特征,无怪乎被视为我国近代小说主潮——社会小说的鼻祖,当时人就指出:“《儒林外史》一书为吾国社会小说之嚆矢也。”(《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清代述异》)茅盾在《谈我的研究》中也认为:《红楼梦》对于现在我们的用处比《儒     

从杨修之死谈人才的整体效应

《三国演义》里的杨修,自幼聪慧机敏,智识过人,尤善揣摩上峰心理,能于众人尚冥然不觉时悟出即将实施的意向。这一充溢着高度智慧的“绝技”,使同僚和下属深为叹服。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在政治生活里如鱼得水,遂心如愿,反倒因才致祸,遭到魏王曹操的忌恨,终于在著名的“鸡肋”事件中丧了命。对于杨修之死,历代人多归咎于曹操忌贤妒能,容不得手下人比自已强,尤其是在将曹操描绘为奸雄的《三国演义》中,更是把曹操的品性视为唯一原因,所以读者都为杨修惨死而深感不平。可是,这种以道德评判代替政治分析的论断到底能反映出几分历史内涵,却是一     

元代公案戏论略

公案戏顾名思义是以社会讼狱事件为题材的戏剧。元代公案戏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首先表现诉讼案件是怎样发生的,通过成案的过程,展开市井生活的画而,反映社会的种种矛盾纠葛;其次描写官府如何判案,揭开封建衙门的黑幕,表现了对贪官污吏的批判和对清官的向往。只有少数公案戏以清官为中心人物,在大多数公案戏里,清官只是在最后解决矛盾时才出场,用“清官戏”的概念概括不了元代公案戏的广泛内容,也不利于对公案戏作出全而的分析和评价。本文试就公案戏的几方面内容略作评析,然后探讨一下产生这类公案作品的社会基础。     

《儒林外史》对早期启蒙思潮的回应

对早期启蒙思潮的接受与回应是《儒林外史》研究的全新视角。现实遭际的困顿、对儒林和社会精神危机的深切体悟,促成吴敬梓接受从明中后期王学左派、明末清初黄顾王三大思想家及清初颜李学派等所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潮的浸润,继承并发展了人文精神的传统,以主体精神感悟人生,以批判眼光审视儒林和社会,以探寻精神摸索出路,以小说创作宣泄激愤与悲悯,绾结于健全民族精神的公心。这种启蒙思潮的思想质愫渗透在《儒林外史》的形象体系中。从对王玉辉、杜少卿、沈琼枝、市井奇人诸形象的新阐释中可显现早期启蒙思潮的影响,诸如抨击以理灭欲的理学弊端,探索冲决羁络挣脱桎梏、人格自立自适精神的出路,崭露平民化、世俗化的自由平等观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