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人性论辨析

扬雄对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虽然从人与玄的关系看具有性善论的倾向,但从人与气的关系看,他认为人性善恶混;扬雄重视人性的善恶混,论证人必须发展人性中的善,提出许多措施以实现这一点。扬雄的人性论与汉代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高效生态视域下黄河三角洲文化产业发展SWOT分析与战略构想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开发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味着黄河三角洲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步入发展快车道。通过运用SWOT理论分析黄河三角洲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得出的结论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多层面、多维度培育、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产业品牌,立足优势传统项目,向文化创意产业转型。     

汉代黄河变迁与黄河三角洲的开发

汉代是黄河变迁史上的重要时期,黄河主河道在西汉时几经变动,最终于东汉初固定于现行河道,并持续八百多年时间至唐后期,为今天确定黄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围提供了历史依据;伴随黄河决溢而产生的滩涂和在入海口不断淤积的新增土地,成为黄河三角洲吸引外来人口从事开发的重要动力;汉代黄河三角洲在经济、人口、城市和文化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准。     

汉代易学人才的分布及其变动

汉代涌现出许多专门或兼及研习《易》的人才,从学术地理的角度分析,西汉易学人才主要集中在齐地和宋地,其次是鲁地、秦地和楚地;东汉则集中在秦地、韩地和魏地,其次是宋地、楚地、巴蜀和吴地.汉代易学人才分布的变动,受到政治、人口、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易学人才的分布及其变动是考察汉代易学传授中心演变的一个方面.     

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

西汉初年,儒家的总体趋势是为汉代大一统政权服务,也体现一定的抗争精神:发挥天下为公观念以批评皇位传子的事实,宣扬汤武革命的合理性以警告统治者。西汉中期,这一抗争精神有了新的发展:从哲学上对皇权作出限制和对统治者提出禅让的要求。西汉后期,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公观念为依据,发挥天命无常的思想,对皇权提出猛烈的批评和严重的警告。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汉代《孝经》学的发展

汉代《孝经》学获得较大的发展,体现在对《孝经》的注解、传授、引用和神化等方面。在汉代学术史中,《孝经》的地位虽不如五经凸显,但其传播面之广和在汉代社会中的影响,则超过五经。在《孝经》学史中,汉代是《孝经》学的初步发展时期。     

近十年来黄河三角洲区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过去近十年的时间里,关于黄河三角洲文化、移民和经济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大的成果,达成许多共识,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宏大叙事的趋向和粗线条、高度概括性的特点;以后的研究可以借鉴区域社会史的方法,重视具体的、个案式的研究,注重拓宽史料,注重黄河三角洲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     

清代黄河三角洲地方志中列女群的构成与分析

节妇、烈妇与贞女是清代黄河三角洲地方志中列女群的主要类型；在列女的简短生平记载中包含后人难以想象的生命历程；列女群不同类型的数量对比不仅透露出清代节妇增多和烈妇减少的趋势，更反映出中国传统对女性价值的定位：女性并非因其才华、容貌而留名青史，她们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泯灭自我，保持节操。     

汉代思想家的学习目的及变迁

汉代思想家对学习目的的认识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汉初相对注重学习在治国安邦方面的作用,同时也出现对学习目的内向性的认识;从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学习一方面是士人取得仕途的工具,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学习目的内向性的认识;东汉后期,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修身养性和获得道义。这一过程揭示出影响学习目的的三个因素：社会运行机制的健康与否、对文本认识的不同和个体思想背景的差异。     

融入华夏:东汉时期汉匈关系中的“南单于故事”探微

"南单于故事"是光武帝时期形成的东汉处理与南匈奴关系的一种模式。它产生于东汉实力强于南匈奴的背景,明确了东汉承担的经济和军事等义务,南匈奴承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宗教等义务,具有稳定性、开放性和不对等性等特征。"南单于故事"意味着匈奴的地位从西汉初年平等的兄弟变为宣帝时享受特殊礼遇的藩臣之后,再变为臣子,标志着汉匈关系演变的新阶段,是两汉时期汉匈关系史上的最后一种模式。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南匈奴融入东汉,南匈奴的历史成为东汉时期中国史的组成部分,南匈奴也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