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

在汉代,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为代表的史传写作代表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主流。东汉以后,独立于史传之外的人物传记写作又见繁荣,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类传记创作达到了鼎盛。《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将这一类传记“部而类之,名之曰杂传”;后人亦称之为杂体人物传记.魏晋南北朝杂传后世大量散佚,根据《隋志》史部杂传类所保留的部分魏晋杂传书目以     

论传记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传记的写作要从各种素材中寻出传记主人公行为的动机并发现其独特的人格形态的强烈愿望，促使传记文学家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方式和方法来接受并运用心理学原理。二十世纪心理学的进步为传记写作奠定了基础，并丰富了传记文学在更广的范围与更深的意义上揭示人物个性的各种手法。然而，心理学知识水平至少在当前阶段上，尚无法在人类的一切行为与动机之间建立“绝对的”因果联系，只能被局限在一个相当严格有时甚至是狭窄的范围内。要警惕因心理学诸方法的滥用而造的传记文学科学性的丧失。     

略论传记文学的理论建设

人类保存其自身实录的热情,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史的端头,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一热情乃导源于人类天性的驱使。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把人类这种保存自身实录的愿望与行为——亦即初级形态的或广义的传记文学实践——视为人类最早的文化行为之一。从简单纪事的人类文字运用初期到各种载述手段无穷无尽的今天,传记创作实践随着漫长岁月的演进而呈现出无限丰富的表现形态。这一创作活动的文化意义也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最初“存形留真”的简单动机。 现代传记文学的创作成果,已经日益显示其作为一门特殊写作样式的独立性,过去那种将人物传记单纯视为历史学一个分支的作法,已无法继续对传记文学进行准确而全     

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

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一度光辉灿烂的史传创作,到了六朝时期,已经走向江河日下的一途.而一种新的传记形式却开始悄悄崛起,史传之外的各种人物传记写作逐渐繁荣,并开始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中担负起主导的作用.这就是“杂传”. 正史以外的传记创作在汉代已经初见端倪,如刘向,班固等都曾于此有所撰述: 《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向以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