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明两代宦官专权之不同

<正> 唐明两代宦官的专权和贪残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尤其是后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握西厂、批红诸权,口含天宪,擅作威福,几玩君主于股掌之上;可就在离废立一步之遥,却总是功败垂成,而不能步唐代阉人之后尘。这种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思索。本文即将唐明两代宦官的专权情况,从不同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论儒臣与宦官斗争对明代政局的影响

在明代,儒臣、宦官自成祖设内阁、建东厂后,逐渐形成为权力结构中的两个势力集团,它们在高度集权的皇帝控制下,互相斗争、牵制.在与明代历史相始终的漫长岁月中,双方斗争的态势究竟对明朝政局有怎样的影响呢?本文试从两者所处的三种关系,即相持、专擅、合作入手,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一从明太祖废丞相制以后,内阁作为替代物随之出现,虽然其权势远不如以前的宰相,但毕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它与君主集权的另一产物宦官集团相对应而存在.双方的争权夺利被皇帝充分利用,从而使皇权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     

试论明代盐商中的囤户

所谓囤户就是明代盐商中的奸商,其勾结权贵、操纵引价、破坏盐法,历来为清议所不容;就是此类却在明末的盐法改革中被授予世袭专卖权,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本文试图从囤户的发展过程入手,逐个分析其在各个历史阶段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某些有用的线索。     

明孝宗的个性与弘治朝政策

<正> 后来的史家尊明孝宗朱祐樘为仁孝之君,对其当政的各项政策也多有褒扬,这其中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作为守成之君,孝宗在明代诸帝中相对来说还是有所作为的。评价一个帝王及其政策,固然要从时代的角度分析,但如果结合人物的性格方面去考察,也许会获得更为清晰的印象和客观的结论。我们当然不是说一个帝王的个性对当朝政策起着决定作用,但其影响毕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一下明孝宗个性与弘治朝政策的关系。     

张居正与冯保

<正> 翻开《明史》,人们就会发现,一代名相张居正居然与宦官冯保相联合,而且配合默契、荣辱与共、自始至终。这在明代确实是比较特殊的历史现象。对于这个现象,人们虽不断探究,但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看来,只有将这个问题置于万历十年(1582)以前的200余年历史中去纵向考察,才能有更圆满的解答。隆庆初年(1567—),张居正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这时他虽踌躇满志,欲以宏图大展,但此时的明朝政局已较前有     

略论明史中的偶然事件

本文分析论述了明史中许多偶然事件对明代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文章虽然强调这些偶然事件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并非主张历史的发展没有必然性，而是旨在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     

论秦汉至明清时期的西部政策

中国西部以纵深广袤、民族构成复杂多变而成　为历代封建王朝制定边疆政策的重点，因此从秦汉至明清，无不从政权设置、笼络上层和发　展生产诸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考虑，经过两千年漫长的经历之后，西部与中原的关系更加密　切，封建王朝也从中总结出一套较为成功的西部政策。     

中国封建社会工商管理思想的变迁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中的私营工商业基本取自由发展的态势,山泽鱼盐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制度之后形成的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成为其后历代封建王朝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理论基础。唐、宋时期,刘晏、王安石等继承传统的轻重论并有所发展,对传统的工商管理政策进行修改,使之继续发挥了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的作用。明、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作用的扩大,轻重论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逐步为主张发展私营工商业的理论所代替,中国封建社会由国家直接控制工商业的政策也逐步向官督商办的政策转变。     

“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笔谈：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的特点

民间信仰是一种非官方、非宗教的下层信仰，李绍强、李修龄试图通过对山东方志中有关资料的分析，揭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的主要特点。秦海滢认为明初统治者为了整顿神统，虽然明确规定了允许进入正祀、杂祀和淫祀的神。但是，山东各地民众信仰既有在国家规范下的活动，又有自身需要所奉祀的多神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多样性。代洪亮以泰山信仰为中心，着重考察了民间香社与明清山东乡村社会的密切关系，认为香社是重要的乡村社会组织，明清时期山东范围内，以泰山信仰为主体的民间香社组织非常众多，这些香社组织与乡村社会关系密切。     

试论明代宪宗朝户口的上升

明代的人口,从户籍上看,呈现一种波浪式的状态,洪武、永乐时期为高峰,以后便逐渐减少;成化、弘治年间复盛,以后又进入波谷。人口的自然增殖,如果没有大的战乱和灾荒,一般是递增的,但明朝前期的人口却是递减的,而在成化二十余年间又猛增千余万,数字的不确切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