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视野:民国时期国外学者与中国农村调查

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蔚然成风,国外学者不仅是这一活动的开拓者,也是调查规模较大者。弄清这些调查的历史过程、调查宗旨、调查区域、调查内容、调查方法以及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对我们正确地解读和利用这批资料将大有裨益。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调查与中国学者的调查既有相通之处,更有其独特的视野。尽管它们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其学术贡献和社会价值是主要的,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也增强了外国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政府法令与民间惯行:以国民政府颁行"年利20%"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年利率不得超过 2 0 %的法令 ,但这一法令仅在个别地区有些微作用 ,总体来说始终处于“表达”层面 ,而无“实践”意义 ,乡村借贷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惯行而非国家法律的支配 ,高利贷横行的格局一直未曾根本改变。也就是说 ,在离开高利贷农村社会经济就无法运转的历史条件下 ,仅靠一纸行政命令是不可能消灭高利贷的 ,在现代农村金融建立和健全以前 ,高利贷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甚至与现代农村金融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近代农业增长的一个例证:以清末民初冀中定县为中心

清末民初,由于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高产作物的广泛种植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定县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土地收益率较高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矛盾非常尖锐,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也非同步增长,30年代与20年代前后相比,粮食产量的增加快于人口总数的增长,与清末相比,粮食产量的提高慢于人口熟数量的增加。     

传统与变迁:近代冀中定县集市的数量、结构与交易

冀中定县的集市交易,为中国近代农村市场的变化轨迹提供了重要例证。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的提高、人口的大量增长以及现代运输条件的改善,定县集市数量有了长足发展,集市密度大大提高。尽管如此,定县市场尚未走入贸易现代化阶段,现代因素与传统经济仍处于融合之中。绝大多数的村级集市为最低一级的基层市场,店铺和牙行仍是重要的交易载体,现代服务性商业几乎还没有出现。在集市交易中,以传统的定期市最为常见,交易内容主要是地方的余缺调剂,不过也有部分产品的输出输入,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原来地方自给自足统治的局面发生动摇。农作物和手工业品的交易价格一直呈上升趋势。虽也有急剧下降之时,但并不多见。季节差价、地区差价是农产交易久已存在的经济现象,不利于贫困农民的买卖,但考虑到运销成本,差别并非如此悬殊。农民参与市场基本上是自由的,农产品价格也主要是根据供求关系而定,但也不能说没有垄断行为。总而言之,这一地区的市场交易形态仍处于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低级量变阶段。     

题同释异:中国近代农民何以贫困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不少“进步性”的变化,但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农民的物质生活仍然是非常贫困的.这绝非中国知识界的想象和构建,而是反映中国农村社会主流和本质的大问题.问题不是农民是否贫困,而是农民为什么贫困,农村经济为什么落后?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从未停止过讨论,但只有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时局变化的影响、社会思潮的活跃,才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知识界的研究表明,农民之所以贫困,大致有单因论、多因论和双重因素论之别.因学术观点、政治立场的不同,学者之间进行了批评和反批评.应该说,几乎所有学者的认知,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真相,很难说哪一种完全没有道理,或者说相互之间有什么截然对立的矛盾,只是侧重点不同、理论深度不同罢了.除此之外,还有分歧者,乃是各派在既有认识的前提下,对如何改革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就是说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存在激进与温和之别.比较而言,大多数学者不过是书生论政,只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大规模的革命实践,于中国社会之变化影响最大.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改革再度遭遇到瓶颈,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具有同样思维逻辑的新一轮论争正在猛烈展开.     

问题意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解释

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涉猎范围和问题非常广泛,本文侧重总结的是贯穿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共通性问题,如基层政权、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集体化经济、日常生活等。该研究主要成就表现在：对有的问题做了较为深刻的解释,对有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还有的学者提出了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分析性概念。但也必须承认,许多成果只是下了事实描述的功夫,很少个人的思考,更缺乏理论性的提炼,从而也就很难产生相互间的争鸣。在研究方法上,总体说来还缺乏方法论意识。另外需要指出的一个现象是：集体化时代这样一个原本应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但历史学学者参与并不多,或者说即使有所涉足,也未能取得令人预期的成就。在此领域一展身手的主要有人类学学者、社会学学者、政治学学者和经济学学者。     

清末官方与民间社会互动之一瞥——以1908～1911年天津商会反对印花税为中心

近代中国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是近年来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之一。1908~1911年天津商会和商界反对开征印花税这一事件的动态过程,具体而微地展现了官方与民间社会的利益冲突及双方的表达。这样一种从细节上重建历史过程的尝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官民的互动关系。     

借鉴与发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总体运思

中国当代社会史亦称中国现代社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是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一门学问。它既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支,也是中国社会史的分支,还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分支,也可说是研究方法和视角,相互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当代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所有历史,不仅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也包括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多元化的,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外,还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整体史观和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鉴。资料来源也是多样化,既有文献资料,也包括实物资料、视觉资料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文献、口述资料和文学资料。中国当代社会史尚处于初级阶段,应"专通并举",相互促进,既应着力于具体研究,在学习和借鉴已有成功论著的基础上前进,又要努力构建较为合理的中国当代社会通史体系,明确其研究内容、历史分期、基本线索等。这一任务非一蹴可就,须逐步完善。     

旧中国高利贷与农家关系新解--以长江中下游乡村为中心

以往学术界对高利贷特别强调其恶劣影响的一面，而否定其对金融调剂的作用。从旧中国长江中下游乡村可以看出，高利贷在农民的生产生活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于高利贷的金融调剂作用，农村社会经济才得以运转，农民生命也才得以延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金融枯竭和高利贷危机恰恰给农民带来借贷无门的痛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虽然暂时缓解了农民的高利贷负担，但也使农民陷入借贷无门的僵局。这说明，在现代农村金融尚处于落后之时，应当允许传统高利贷的存在，传统与现代并非全是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网络的形成考略--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

20世纪20-40年代长江中下游乡村的借贷关系史显示,在政府的推动下,现代农村金融网络从无到有,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银行、农民借贷所、合作金库、合作社、农业仓库的农贷体系,改变了传统高利贷一统天下的格局.当然,现代农村金融始终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核心管理机制,农贷机构之间的矛盾经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