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及驱动机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推动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是保障黄河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通过阐释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评价2012-2021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时序演变和空间特征两方面分析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2)从时序演变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协调度及耦合协调度均有所提升,其中耦合协调度呈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演变,由衰退失调型转向过渡磨合型,整体未达到协调发展;从空间特征看,耦合协调度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3)不同驱动因子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显著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据此,提出推动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路径探析——基于陕西实践探索的案例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城镇和乡村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有机体和命运共同体,新型城镇化旨在培育壮大城镇,乡村振兴目标是发展和建设农业农村,两者既有异质性,又具有天然耦合性和内在相通性,在现代化实践中能够协同共进。以陕西为例,分析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新阶段协同推进两大战略的政策建议,即深化制度改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高质量推动新型城镇化;以农业农村优先原则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共生”逻辑下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因素研究

“共生”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价值创造的新理念、新逻辑。结合组织生态理论,从“共生”逻辑视角理论分析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机制,识别关键因素并应用基于信息量的改进解释结构模型构建各因素间层次结构,通过“驱动力—依赖力”分析揭示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各因素层次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历经数字要素搭载数字技术创造新价值、数字技术构建生态型组织链接价值和共生型组织支撑多边主体价值共生的逻辑过程;其影响因素可分为数据禀赋、数据共享、数据联动和资源编排等12个因素,并分解为五个层次;数据禀赋是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根源性因素,生态环境、动态交互、价值感知、价值匹配和协同共生是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直接决定因素;企业基于数据禀赋开展资源编排并驱动自身与用户的价值重构,进而借助网络关系和价值匹配、价值链接等实现生态型组织价值的共生。研究结论可为企业提高数据资源编排和价值创造能力,增强数字赋能效应提供理论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场阈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城镇化研究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中心任务,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目标相容、路径相通。新型城镇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新阶段的大逻辑。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数字经济正发挥着无可取代的战略性关键作用,数字经济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动能和重大引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方面推动新型城镇化,是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城镇化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的内在机理。数字经济助推产业提质增效、扩大城乡消费、推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助力基层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是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新时代新阶段,要以强化城镇数字基座类新基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壮大、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数字化赋能推进乡村振兴、数字化引领绿色低碳发展、提升民生领域和公共服务智慧化水平、优化数字经济发展营商环境,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