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业知识产权之于我国农业发展的价值及其提升思路

过去十年间,我国农业经济和农业知识产权均获得了长足发展。选取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5种形态农业知识产权,即植物新品种、农产品地理标志、涉农专利、涉农商标和涉农版权,分析了它们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联系,研究发现农业知识产权已经成为提升我国农业整体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指出当前我国农业知识产权在整体上还存在质量不高、转化率偏低、主体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失衡和产权意识薄弱等不足。提出了应该以地区资源禀赋为基础,以转变经营体制为根本,以强化法律保护为手段,多措并举激励农业知识产权的产出与运用。     

论实用性在专利合理性危机克服中的价值

实用性是发明创造获得专利授权的基本要件之一.实用性要求个体专利在技术上是有用的,整体专利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是有益的.在理论上,实用性发挥着消解专利权属争议的定纷止争作用.在历史上,实用性曾是抗拒废除专利运动的中流砥柱.在现实中,实用性为克服专利合理性危机指明了航向.坚持和强化专利实用性审查,发挥专利制度的积极效用,才能保证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     

美国专利实用性审查中的程序和证据问题研究

美国专利商标局和美国法院通过专利审查和司法实践,就专利实用性审查中的程序和证据问题,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美国专利法认为:除非具有公认的实用性,专利申请应当披露发明创造的实用性;申请人对于实用性的陈述具有推定适法的效力;专利局对于实用性的否证,应当符合表面证据案件的要求;专利实用性的举证责任应当在专利局和申请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证明标准是盖然性占优势规则.美国专利实用性审查中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对完善我国专利法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价值.     

论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的构建

单一的著作权保护已经无法满足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需要,应该建立多种形态知识产权相互协同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创意"、"产业"三维本质,以及知识产权自身所具有的客体无形、种类多样、功用互补的特点,共同决定了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的内容架构。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的建构,应该以著作权为核心,以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和反不正当竞争权为辅助因素。充分获得并有效保护各种形态的知识产权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建构的出发点和归宿。政府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和创意企业应该各自发挥其职能,共同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的科学建立和有效运作。     

论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构建

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在本质和知识产权的自身特点,共同决定了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内容架构。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构,应该以版权法为核心,兼用专利法、商标法、商业秘密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权法。充分获得并有效保护各种形态的知识产权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构的出发点和归宿。政府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和创意企业应该各自发挥其职能,共同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科学建立和有效运作。     

关于保证期间和保证合同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探讨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诉讼时效有别,在性质上属于学理上的除斥期间,但二者又具关联性并在时间上相互衔接。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于一般保证为主债务经强制执行未果之日,于连带责任保证为保证人拒绝履行保证债务之时。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具有独立性,不因主合同诉讼时效中断而中断。     

专利权社会契约理论及其对专利充分公开制度的证成

专利权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专利是发明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一项契约.据此契约,发明人获得一定期限内垄断实施其发明的专有权利,社会公众获得发明信息并可以在专利终止后自由实施发明.专利权社会契约理论的基本功用是实现权利垄断与信息公开之间的精致平衡,此外还发挥着激励发明创造的产生、给予专利权以道德上的正当性等扩展功用.专利权社会契约理论来源于政治哲学上的社会契约理论和私法上的民事契约理论,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专利权社会契约理论深刻说明了专利充分公开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内容架构.专利权社会契约理论要求专利权人必须公开其发明创造,且公开本身必须达到能够实现的程度;专利权的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且不得超出说明书披露的发明创造的范围.     

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区分在专利法上的表达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具有不同的性质.基础研究宜由政府推动,而应用研究则应由企业承担.专利作为科技进步手段的一种,更适合于应用研究而非基础研究.专利法上实用性要件的内在规定性、标准高低的可变性以及因产业而多元化的特点,使该制度能充分有效地保障和促进应用研究的发展,同时把基础研究排除在可专利性范围之外.专利实用性要件是执行专利法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一价值目标的合适工具.     

书面契约取信制度研究——以签字、私章的取信能力为考查重点

"签字或盖章"是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书面合同取信制度,该制度未区分自然人和法人而一体规制,在实践中产生了有悖公平的不良后果。本文立基于法律史和比较法的角度,对书面合同取信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总结了我国古代和国外书面合同的取信制度,在此基础上评价了我国现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文认为,私章自身的内在局限及签名取信的多维优势,决定了签名取代私章的必然;我国合同法应该明确规定,自然人主体书面契约的取信方式只能是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