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的上诉权再探

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 ,从审判权的特性、程序公正、诉讼模式等方面对公诉案件被害人应该享有上诉权进行了分析     

基于实证的社会生态评价指标的变量选择

文章提出了评价社会生态的指标体系.通过对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查研究,以乐业指数为例,运用套索(LASSO)方法对数据作重要变量的选择来降维和简化模型,再用传统Logistic回归建模和做参数估计,分析了影响群众满意度的一些重要影响因素及其效应.     

惩治恐怖犯罪中的强制措施——基于比较法角度的分析

与传统的强制措施相比，反恐强制措施更为严厉。但由于理论基础的差别，使得不同国家采取的反恐强制措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关系到反恐强制措施设置的合理性和惩治恐怖犯罪的有效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同样承担着反恐的任务，有必要以比较的方法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反恐强制措施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反恐强制措施的设置产生有益的启示。     

刑事诉讼目的理论反思

刑事诉讼目的在刑事程序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国对刑事诉讼目的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并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学说,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在评析我国主要刑事诉讼目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纠纷"的刑事诉讼目的理论,并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最后论述了以解决纠纷为目的的刑事诉讼目的理论对我国的诉讼价值理念、诉讼构造以及具体制度设计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论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犯罪嫌疑人（含被告人，下同）沉默权指嫌疑人在讯问中自始至终沉默不语及拒绝陈述的权利。嫌疑人是否享有该权利，不仅体现出诉讼价值观的差异，而且关系到刑事诉讼根本目的实现。本人不揣浅陋拟就此略抒管见，以求指教。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的根据1、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是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的法哲学基础。法律能否赋予嫌疑人沉默权与国家司法权力有关。那么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嫌疑人沉默权实质是公民权利的一种形式，而司法权则是国家权力在司法领域中的表现，两者的关系实质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都以物…     

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社会保障关系十分密切。杨正同志的这篇文章，简明而通俗地介绍了现代企业制度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民政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增长知识，开扩视野。本刊予以刊载，以飨读者。－－－m者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决定之后，关干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以及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已成为社会各方面都十分关注的热点。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现代企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考察，来描述现代企…     

繁荣的唐代文化及其成因初探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一个历史时期。她不仅经济发达,而且文化之繁荣也是世界公认的。究其原因,除了唐太宗李世民个人所作贡献外,最根本的是唐代的统治很符合现实需要,因而建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文化上百家争鸣,兼容并蓄。     

为何要引入公众参与科学——公众参与科学的三种逻辑:规范性、工具性与实质性

当前国内对于公众参与科学的理论引入与模型分析已经渐入佳境,在实践层面也崭露头角.然而在进一步深化公众参与科学的理论与优化公众参与科学的实践前,还需反思这一做法的目的,即为什么要进行公众参与科学实践?实施公众参与科学的项目是什么?在中国当下语境中,这种原因似乎是统一且先验的,然而通过考察西方与中国公众参与科学的实践与理论,可以发现,公众参与科学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导向,并形成了不同的逻辑基础.对此,本文分析总结规范性、工具性与实质性三种公众参与科学的目的性逻辑,区分不同目的逻辑下的公众参与科学实践的差异,指出尽早实现从规范性逻辑、工具性逻辑向实质性逻辑的跨越,才是发展中国公众参与科学,实现真切的、多样性的科学传播实践的合理路径.     

印象派绘画与狭义相对论物理学比较研究

从大约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绘画中的印象派反思了“眼的所见”与“脑的所知”之间的异同;狭义相对论则反思了“眼可观察的相对时空”与“脑抽象出来的绝对时空”之间的关系.它们都是对可观察的“所见”与抽象的“所知”之间关系的古典形式(概念)的最后探索,同时又都是通向现代形式(概念)最早的启蒙者.在科学、艺术这二大文化中出现的这两种探索,可以看成是对“人”这一认识主体在认识论中作用的哲学探索的巨大进步.     

公共信任情境下公民参与的理论边界及实践调适

公共信任和公民参与是公共领域相互关联的重要议题,两者的逻辑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以公共信任为前提和目的,探究公民参与在公共信任限定的边界中如何有效推进公共信任的养成和提高.在对两者的内涵关系进行了初步梳理和理论调适的基础上,构建了两者的理论框架.针对既有理论框架中公共信任框定了公民参与有限、有序和有效的活动边界这一情况,提出公民参与通过信息有限性突破机制、公民性培育和文化系统建设、多层次和多领域制度设计以及可靠的公民利益实现路径等实践调适方式在边界范围内实现公共信任的养成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