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社会科学发展概述

成都社会科学中的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由古代蜀学发展而来,源远流长,一向具有传统的学科优势。20世纪初年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和学科门类的引进,逐渐形成现代成都社会科学。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成都人才荟萃,社会科学兴盛一时。1949年以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成都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之后,成都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时代迎来发展的高峰。社会科学的科学建设得到空前发展,学术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成都社会科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继承了蜀学兼收并蓄的传统,关注民生和成都的社会现实,注重应用性研究,具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较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构筑具有成都特色的城市民俗文化

成都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是城市的魅力所在,是构成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系统总结和反思以往传承和弘扬城市民俗文化工作,探讨构建城市民俗文化特色的基本思路和原则,并提出若干项目建议,有利于促进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促进成都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国时期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及其影响

东汉末年至三国鼎立,大一统封建王朝被分裂割据局面所取代。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引起社会意识领域的相应变化,集中体现为士大夫价值取向多元格局的形成,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天子受命于天的观念发生动摇,士大夫对于窥伺神器的行为逐渐予以默认,甚至推波助澜;士大夫无条件效忠君主变为有条件地选择君主,并且大多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西汉以来被压制的一些社会意识重新抬头,游侠讲义气重然诺的价值观念被士大夫普遍接受,成为割据势力维系人心的思想武器。作为社会主流意识的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致使汉儒大一统观念明显弱化。魏晋以来宫廷政变频繁,权臣篡位越来越无所顾忌,应当说与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直接相关。     

移民与清代四川民族区域经济

清代之前,四川盆地边缘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程度低下。清前期以来,大量入川移民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直接推动了当地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促进了矿业的开发。在此基础上,当地的城镇经济随之兴起。清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兴起的城镇,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在农业开发区兴起;因矿而兴;军事城堡因经济职能增长而向工商业城镇转化。     

木牛流马新论

诸葛亮的《作木牛流马法》,对木牛和流马的文字表述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实际上蕴含着以往被忽视的重要信息,由此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诸葛亮的木牛是以汉代作为天子仪仗的木牛为基础,针对祁山地理条件加以改进的运载工具,历史证明对木牛的改进实际上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流马则是针对斜谷地理条件专门设计的漂流运载工具。所谓“流马”,实际上乃顺流而下之“马”。流马的设计是成功的,但应用范围过于狭窄。诸葛亮设计流马,是为了实现由长途运粮向就地屯田战略转变的一种权宜之计。《作木牛流马法》当初只是对照实物或图形资料的文字说明,一旦脱离实物对照或图形资料,这种文字说明便很难读懂。这便是木牛流马失传之后难以成功复原的原因。     

河东薛氏研究--两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豪强的发展道路

河东薛氏是蜀汉灭亡后从蜀地内迁至河东的一支少数族豪强家族。南北朝时期 ,薛氏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世家大族。但由于不同社会因素的影响 ,薛氏不同房支的发展方向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西祖”一支向文的方向发展 ,逐渐具备士族的文化特征。其社会作用从地方性、军事性逐渐转向全国性和政治性 ,其发展持续不绝。“南祖”一支则沿着割据性和军事性的方向发展 ,虽然因其军事力量跻身高门 ,但始终保持了地方豪强的分裂性和破坏性 ,其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断续性。河东薛氏西祖和南祖的发展历程 ,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豪强发展方向的两种典型     

试论同盟会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作用

一九一一年夏,四川兴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保路爱国运动。立宪派从一开始就极力想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不敢越雷池一步。当时,把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保路爱国运动转变为民主革命运动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政党——同盟会的肩上。下面,试就同盟会在保路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从三方面作一探讨。(一)同盟会利用保路,导以革命,积极地从立宪派的手中夺取对保路运动的领导权。同盟会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其宗旨就是要武装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政体。同盟会中央早就对各省同盟会发布指示,要求他们“因地制宜,互相联络,联络哥老,适时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