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尼关系中我国西藏因素之历史、影响与思考

尼泊尔虽是小国,但其在20世纪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小觑,特别是中尼之间的我国西藏因素的历史演变值得人们注意。自古以来,中尼两国就是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友善近邻,然而随着尼泊尔被英国控制,两国关系发展难见往昔,一些包括官吏、军人等在内的尼泊尔人在英国侵藏过程中充当了不光彩的马前卒角色。他们不仅充当英国侵藏的情报员、说客、中间人,甚至甘为英军冲锋陷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其骗取了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的信任,大肆为英服务。20世纪后半期,尼泊尔又扮演了在西藏事务上的一个制衡角色。小国不小,尼泊尔是中国必须争取和精心维护的战略周边国家之一。     

论英国侵藏急先锋贝尔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

英国人贝尔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结缘于达赖流亡印度期间,三年中二人频繁交流,建立了所谓的“亲热的友谊”.当然,有着浓厚政治身份的二人实则是友谊搭台,利益唱戏,各有所图,各取所需.贝尔成功地通过达赖实施了英国的一些殖民政策,成功地使得中国的西藏问题愈加复杂化.贝尔开创了侵略西藏新模式:精通藏文化,对西藏僧俗阶层施以情感攻势,上下其手左右逢源攫取权益.贝尔苦心经营的西藏事业貌似成功,但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代,西藏地方于中央政府却无太“过分”之举,“精明”的贝尔终被“善变”十三世达赖所弃,亦可说贝尔只是十三世达赖手中的一张牌.     

论清驻藏大臣有泰在九世班禅赴印度事件中的应对

1904年7月英国人荣赫鹏进攻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离开出走,其留有的西藏政治真空给了英国人以可乘之机,他们开始笼络九世班禅喇嘛,最终1905年11月九世班禅离境赴印。造成九世班禅出关离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身为驻藏大臣的有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有泰在班禅赴印、在印、返藏的整个事件上的处理应变迟钝、手段空幻、姿态懦弱,令人深省。     

见与不见：再论韩复榘与山东新生活运动

借新生活运动加强专制统治的山东韩复榘政府，在社会问题的整治上颇为用力，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然而长期以来史家和坊间在评论韩复榘的时候，不是着墨于其政治生命后半程“印影”，就是湎于渲染韩的各版本“闹剧”的生产。尽管韩复榘的新生活运动呈虎头蛇尾之相，但即便摒弃后现代史学中的断裂地方史、小叙事的范式，史者也应有义务继续加力破除笼罩在韩复榘式的历史人物身上的流言，更客观地“见”他们曾有的“虎头”。     

评析国共十年内战时期民办大报中的中共形象——以《益世报》、《申报》、《大公报》为例

国共十年内战期间,民办大报中的共产党形象模糊,《益世报》、《申报》表现出较强的"暧昧"意味,他们一方面追随国民党鼓吹剿共,另一方面又一定程度上对中共予以客观报道。《大公报》对于中共形象则表现出"力挺"姿态。之所以如此,主要因民办报纸商业的性质、生存的需要、标榜民主自由的代言人身份以及其自身定位不准确等因素。民办报刊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既有利于中共扩大影响面,又在某些方面不利于中共形象的塑造,增加了国统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中共形象是中共软实力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国民间大报中共形象的研究可以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路径。     

激进还是缓进:寇松“前进政策”的提出及实施

侵藏急先锋寇松积极主张侵占西藏,周旋和谈,白厅则从英帝国整体利益出发,主张缓进.因此“身居高位”且性格倔强的寇松自然与白厅之间有诸多不同与不和,对藏“前进政策”即为主要表现之一.当然白厅最终采纳了寇松的“前进政策”,导致了1903-1904年英军攻进拉萨,达赖喇嘛出逃蒙古,俄国表现出不满.但拉萨事件后,白厅很快撤换了寇松印督一职,修补对俄关系.显然,寇松的“前进政策”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且白厅自始至终没有完全接受寇松的政策.之前相关文章多从中英双方、英藏双方的角度阐释寇松的“前进政策”,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主要探讨寇松“前进政策”形成的过程,当中又主要梳理寇松与白厅之间西藏政策的争辩,并简略谈及其实施.     

浅析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对藏“前进政策”——以《拉萨条约》赔款为例

印度总督寇松主张以武力入侵西藏,消除俄国对英属印度的威胁,强化英国在藏优势。荣赫鹏兵侵拉萨是其“前进政策”的主要举措。此时,英国内阁尚无完整的对藏政策,故而对寇松政策予以默认。《拉萨条约》签订后,英政府不同意寇松支持的750万卢比赔款数额,要求改为250万卢比。寇松在压力下,不得不照办。     

近代中英直接涉及西藏事务高级官员之比较

近代中英两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角逐,虽主要是综合国力的比拼,但是具体的人的因素也不能忽视。考察1904年英国侵藏以来中英直接涉及西藏事务高级官员的个人履历可知,两国在用人机制和人员构成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两方人员的行政能力差异也很明显:大部分英国重要涉藏人员有过在藏或西藏邻近地区工作的经验,而且一半人员来自参与侵藏的职业军人或涉藏业务基层人员。他们年富力强,大都受过西方现代教育,且深通藏务,因久居要职而行政效率高。与之相较,光绪朝以来的驻藏大臣和民国涉藏官员则普遍年龄偏大、行事保守,综合素质差强人意。且因赴藏多为权宜选择,所以他们普遍对西藏事务热情不高、办事效率低下。深入探究这些差异,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近代西藏问题复杂化的原因。     

重庆《新华日报》中的中共高层形象宣传探究

全面抗战前由于各种原因,中共没有在全国民众面前很好地塑造领导人形象的机会。中共自建立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公开合法发行的大型日报——《新华日报》在卢沟桥事变后创刊,中共利用它加强了对高层形象的宣传。这些宣传篇目数量多,报道形式多样,宣传技巧巧妙,对国统区的舆论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英档案中的九世班禅赴印考——以鄂康诺的侵藏主张和活动为视角

英国外交部档案显示的九世班禅未经清廷同意便前赴英属印度访问一事,远非中国档案呈现得那么简单。从中英档案来看,九世班禅赴印与热衷于英国侵藏事业的鄂康诺的运作有极大关系。自十三世达赖出逃,鄂康诺便努力培养与九世班禅的联盟关系。中方档案多强调年少无知的九世班禅为英国侵藏急先锋鄂康诺所胁迫;英方档案则披露,九世班禅亦曾表明不愿受制于拉萨,有寻求外力之意。鄂康诺赚取了九世班禅的信任,并力主高度重视这张＂王牌＂的价值,以为英帝国赢得涉藏权益。班禅当时的外向之心似乎只是一时糊涂,然而,眼见清廷日暮途穷,加上受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俄国早有接触的影响,九世班禅有寻找新靠山的想法亦未尝不存在。此次英方运作下的西藏宗教领袖不经中央政府允许便离境外向的先例,是英国标立笼络西藏政教上层新模式的一次尝试。无论九世班禅后来的思想如何变化,这段历史不容人为地回护或＂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