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适墓志文创作的新变与成就

自东汉以后,墓志成为一种常见的文体,也是一种出于“四方之邀乞”的“世俗应酬文字”。叶适却从其经验论德性之学出发推尊墓志,首次将它提升到“文章家大典册”高度,改变了以往世俗化的墓志文体观,并“大肆力于碑铭”创作。在具体的创作中,叶适既注重墓主的个性,“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各肖其人,甚至突破墓志的体制,运用了“并志二公”的双重墓主叙事方式,别具一格;又贯彻其“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的文学主张,体现了“有补世教”的价值取向,拓展了墓志的功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宋代文章学和散文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与意义。     

缘悭一面的两位浙大先贤:夏承焘与钱穆——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

文章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考察了夏承焘眼中的钱穆在学术界崛起到闻名的影响,分析了两位学者与浙江大学的渊源以及和《思想与时代》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现代学术生态中学人与大学、学术与媒体等多方面的互动及钱穆学术转变的历程。     

从戴复古“不甚读书”的争论看南宋诗风的演变

从戴复古生前开始，对他是否读书的问题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并引发争论。其实，争论出现的原因在于南宋诗坛风气的嬗变。“资书以为诗”和“捐书以为诗”这两种不同诗学主张的此消彼长，明显地影响着对戴复古评价的高低，并一直延续到后代。在江西派长期占据诗坛的背景下，社会上崇尚“资书以为诗”的风气。戴复古因从小失学而深感自卑，但他一直努力弥补以往学习的不足。随着江西派的衰落，崇尚晚唐诗风的永嘉四灵兴起，开始提倡“捐书以为诗”，此时戴复古所擅长的白描手法受到了社会的认可，读书多寡也不再被视为问题。但晚年的戴复古已经认识到江西派和晚唐派各自的利弊得失，从而提出上追大雅、宗法杜甫的主张。这正是他饱读诗书，转益多师，对前辈诗人反复比鉴后所取得的进步。因此，从戴复古一生的创作实践和诗学造诣看，他确实是腹有诗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