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思想的时代性嬗变——以清代的史学经世思潮为例

经世思想一直被认为是学术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这种意识的内涵与表现方式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相关,所以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清代,这种思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生嬗变,在清初、乾嘉和清末,史学经世思潮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各有不同。清初,朝代初建,学者们力主经世之风,因而在史学思想上侧重于反对明末空疏学风,提倡实学;乾嘉年间,考据学盛行,加之文字狱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学经世思潮相对淡化,注重考证校勘;清末,社会动荡,内乱外患,西方思想传入,经世致用思想又以救亡图存的全新面貌活跃在史学研究中。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略论董仲舒民本思想

略论董仲舒民本思想汪高鑫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体系中是否包含着民本思想的内蕴，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对此作过研究。一些涉及到这一领域的论著，也大都持否定态度。本文试对此作一论述。一、“天立王以为民”的重民思想董仲舒政治思想就其本质而言，正如张岱年先生所...     

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

陆贾为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和史学家。他的历史著述主要有《新语》和《楚汉春秋》 ,其中《新语》也是一部政论性著作。后人对二书的思想性和史料性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陆贾的历史思想丰富而深邃 ,他通过对历史治乱兴衰的探讨 ,提出了“逆取而以顺守之”的观点 ;他的“三圣”说与古今论 ,则表述了一种历史变易与发展的观点。     

汉代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汉代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由大一统政权通过制定和推行民族政策来主导着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各少数民族则起着一种互动的作用;作为大一统政权的主体民族--汉族已经形成,在民族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一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这样一种民族关系背景之下,普遍重视维护大一统、强调礼义文化而非种族血缘之辨以捍卫华夏文明,便成为汉代夷夏之辨的主要特点.     

论"通经致用"的经学传统

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通经致用"一直是作为一种中心观念和核心价值被加以标榜和提倡的。"通经致用"有"内圣"与"外王"两条路径,前者主要是指个人的儒家道德修养,后者则是指用经术经世干政。自汉朝经学兴起至清末经学式微,随着时代政治的不断变化,经学的"通经致用"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

大一统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着力宣扬的一种思想。《史记》的编撰从体例到断限都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史记》通篇内容对自黄帝以来中国大一统政治进行了颂扬;司马迁夷夏一统和以夏统夷的民族观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司马迁还希望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来完成学术思想的大统一。     

司马迁与董仲舒夷夏观之比较

董仲舒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涌现出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本文着重对两人的夷夏观作了比较论述,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儒特别是《公羊传》的夷夏观,他虽然从大一统的角度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思想,却重视依据"从变从义"的原则,借助于灾异论的形式来辨明夷夏之别;司马迁则"不斤斤于夷夏之别",《史记》从编撰体例到思想内含无不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夷夏一统的思想。     

史学思想史学科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

回顾20世纪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展望21世纪史学思想史学科建设,要在充分认识史学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意义的基础上,加强对中外史学思想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