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方言区划及其历史背景(首次文摘)

湖南省的方言大体可以分成老湘语、新湘语、西南官话和赣语四个类型。为把这四个模糊集体现为地理上的分区,台湾杨时逢先生根据三十年代在湖南七十五县进行方言调查的结果,选取十二项特征作为比较的基础,制成分区图,附在1974年出版的《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后面,日本辻伸久先生又利用这一《报告》中的一项语言特征——古全浊声母在今湖南各地方言中的不同分化特点——进行分区。前一种方法使得分区显得支离破碎,后一种则过于简单化。     

汉语方言学的现状和愿景

主要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讨论最近5年(2000年至2004年)汉语方言学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地理、历史、方言学史、方言课本、方言比较等方面。二、根据方言学的现状,对汉语方言学研究提出几点建议,并对汉语方言学的发展前途,以及今后五年的发展方向作出预测。     

人口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关系

本本从九个方面对人口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指出:历史上的人口变迁是语言演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移民引起方言的消亡、更替、融合、并用等变化。语言演化的种种不同形态,跟移民数量的多寡、迁徙过程的久暂、迁徙距离的远近,以及移民和土著的文化背景等有关。     

方言与中国文化

语言是我们的祖先世代积累起来的极宝贵的财富。语言与文化可以说是共生的。语言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文化的发展也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语言本来是属于文化的范畴,不过在文化现象中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可以把它独立出来,讨论它跟文化的关系。语言是文化发展的工具,同时也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有了语言,人类才创造出如此灿烂辉煌的文化。对文化的研究能够扩大语言学的视野;对语言的探索则能加深对文化史的研究。因此,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西方的学术界如布亚士、克虏伯和萨丕尔等人,都把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涵义和界说

本文讨论文化语言学的涵义和界说。语言在历史上的每一宏观演变和部分微观演变都是文化上的原因造成的，而语言的现状是语言历史演变的结果，所以研究语言的历史和现状及其演变过程都必须研究语言的文化背景。文化语言学是解释性的学科，而不是描写性的学科。研究中国的语言或方言，必须结合研究中国的文化背景，否则在某些领域里难免弄巧成拙。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和对象与人类学语言学或社会语言学有所不同，因此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

本文认为，中国境内语言的系属，尤其是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的归属，各家分歧很大，但有三点认识已基本一致：第一，中国语言传统分类法面临严重的挑战，必须重新验证；第二，汉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比汉语和台语的关系更密切；第三，台语和南岛语在历史上曾有过密切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建立在印欧语系基础上的历史比较法对汉藏语系的适应性较差。汉藏语系的历史语言学应充分注意语言的借用、交融、底层、类型演变等问题，而不是语言的谱系树分类。     

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

关于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问题历来争议纷纷。近几十年来国际文献以印度起源说最盛,中国起源说较少。日本学者加藤于1930年将籼稻定名为“印度亚种”、粳稻定名为“日本亚种”,更造成中国稻传自印度的印象。我国学者丁颖曾于1957年将籼、粳重新定名①。但至今国内外仍有学者沿用加藤的命名。1974年台湾学者根据我国史籍记     

古越语地名初探——兼与周生春同志商榷

周生春同志在1979年1—2期《杭州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姑苏考》一文,考证了姑苏即今苏州的苏山这是正确的。但他立论的基础是训“姑”为“山”,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姑”     

方言地理和历史行政地理的密切关系——以浙江方言分区为例

语言是历史的产物。现代汉语方言区的形成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移民和政区沿革是这些因素中两个重要的方面。换句话说,方言地理与移民史和历史行政地理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谁都知道客家方言是西晋末年以后几次大规模移民的直接后果。虽然对移民与方言的关系至今还很少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是无论是历史学界或语言学界都承认这种关系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