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群、人民性——论巴赫金狂欢理论中有关"人"的理论意图

人是"狂欢理论"的主体因素,巴赫金指出在狂欢状态下,人群是具有强大生成力的有机整体.但这种讲述本身存在着理论倾向性,是话语建构的结果.本文将分别论述巴赫金和其他理论家对狂欢节和广场等具体时空背景下的"人"(人群、旁观者、陌生人、身体)所做的有意味的阐释,力求在相互参照中梳理各自的理论意图.     

"底层经验"的表述与被表述:论争背后的话语策略分析

表述与被表述论述角度的提出是现代文论语言学转向的必然结果,任何表达都是关于话语权力的建构,不存在客观表述,表面上,取消知识分子的表述是为了维护客观真实的权威,但是,它却恰恰从反面有力印证了语言学理论转向对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带来的巨大影响,只有在这个所谓的客观真实被深深怀疑的时代,人们才会有意识地挽留真实本身。     

“日常生活”与南帆的文化研究理念

正南帆新书《无名的能量》序言篇《文学性、文化先锋与日常生活》中有这样一条注解:"前一个时期,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曾经得到广泛的讨论。必须指出的是,我并非在这个理论脉络之中考察日常生活问题。"这条可能不为人注意的注解所包含的理论信息却不可小觑,南帆强调日常生活理论线索的多样性并在这些选项中做出选择。"日常生活审美化"致力于强调消费对生活细节的种种媚惑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意义满足和文化资本再造,尽管中西社会的现实差异无法忽视,但"日常生活审美化"东渡中土之后,人们还是愿意借用这     

尴尬的叛逆——西方"批判"理论的内部分裂

在批判理论内部,永恒的批判、审美批判和世俗批判之间都立足于各自的理论前提指责对方违背了批判的本义,世俗批判者认为,永恒的批判和审美批判陷入了犬儒主义的陷阱,不具改变现实的功能,而后者则认为世俗批判不过是实用主义的变种。批判理论在相互指责中缺乏自省意识,从而将自身本质主义化。批判理论只有通过自省完善自身,中能找到现实和理想,批判性和功能性的契合点。     

“身体”的理论旅行——从“文化研究”到“理论之后”

在《理论之后》一书中,伊格尔顿力求通过反思文化研究的分析模式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义。如今,"理论之后"渐成指向理论社会实践的代名词。身体在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两种语境中的功能不同:文化研究探寻身体背后的社会意味,"理论之后"则更看重身体的生理性;文化研究中的"身体"指向了权力分类和冲突,而"理论之后"的身体则强调了社会"团结"。立足于上述两种身体,反观"理论之后"有关理论实效性的种种设想,主要表现为理论的有用性和理论隐喻性、理论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都关乎意识形态策略,其理论背后有着具体的意图。     

文学语言与现实机制——当代文论中“现实主义”的本质主义形象

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是审视现实主义本质化和关系主义表达的有趣视角。"二十七年文学"指出现实高于语言,语言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但在文学本质主义的批判中,人们往往忽视了"文学反映现实"的正面形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纯文学和"无边的现实主义"对"二十七年文学"进行了反思,但在形式革新之余仍然坚持语言可以反映现实。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形式主义同样面临本质主义的危险,这表明现实和语言的等级关系并非文学本质主义的原因。话语理论时代的叙事观念改变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这赋予"现实主义"关系主义的面目,而在特定的前提下,"现实主义幻象"的本质主义嫌疑仍旧存在。     

文学与政治;当代文论中"本质主义"话语的分析

文学服务于政治需求,这是断定"二十七年"文学本质主义主要缘由.出于对政治的片面化认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极力和政治撇清关系,试图寻找文学自律,但这并没有使文学完全摆脱本质主义的影子.当下话语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微观政治淡化了本质主义色彩,文学和政治在关系主义维度上开始重新对话,它们也隐含着滑向"绝时相对主义"的危险.因此,文学的政治诉求并不绝对导致本质主义,如果梳理各个时期的政治以及文学的具体观念,文学、政治和本质主义的关系就显得相当复杂.     

“现实主义”和文学批判——兼论中国当下语境中“底层文学”的美学风格

“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是“现实主义”区别于其他美学风格的重要标志之一。“现实主义”背后有一套特殊的意识形态,只有承认“变化”的实际意义,当下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现实感”,而“变化”问题涉及到“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在关于“变化”的问题上,中国“现实主义”谱系中的问题小说、左翼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改革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无论将底层叙述的传统接续到“批判现实主义”、“左翼文学”,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只是介入角度的不同。底层问题的浮现或者被视为集体主义的恢复,或者表明人们对“现代性”和“社会问题”持续的“批判性”关注。人们将社会问题在“底层文学”中展示出来,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却留在现实社会中。     

危机叙事及其意识形态生产——以《2012》为契机反观“反思现代性”的三种模式

本文立足于影片《2012》反观“反思现代性”的三种模式。《2012》给出的是危机叙事的一种类型——风险模式,而对《2012》的指责隐藏着现实主义式的“现代性反思”。另外,在当下的讨论中,还有人将“风险”机制带来的某些弊端转换为“娱乐之罪”,因为一旦“现代性反思”“展示”,那么“反省”将会被消费覆盖。风险、娱乐、现实主义等反思的三种模式在物质与精神、批判性的有效性等问题上产生别有意味的差别。当然,“反思现代性”方式的多样化仍旧是现代性社会风格的必然结果。     

解放的能量——南帆教授访谈

○南帆先生,我很想知道,您的文学兴趣是如何养成的呢?回到治学历程的源点总是更有利于梳理学者的学术脉络,您的求学生涯对您的学术职业选择有着怎样的影响?●严格地说,我的文学工作始于大学求学阶段;进一步追溯起来,我的文学兴趣可能更早一些。中学毕业之后,我下乡插队。三年左右的乡村生活,我开始犹豫地向文学靠拢。除了兴趣之外,从事文学研究成本低廉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