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逆向选择与品牌重建——来自网贷之家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P2P行业信任危机为背景,借助网贷之家公布的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信任缺失情形下的逆向选择问题以及政府和行业协会重建品牌信任的效果,结果表明:P2P行业信任危机下的平台旨在通过建设品牌形象来吸引投资人与借款人的做法是徒劳的,信任缺失导致合规平台的诚信经营并不为公众所认可,长此以往这些平台很可能会退出市场,进而引发逆向选择问题;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在重建品牌信任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效缓解并逆转了P2P行业的逆向选择问题,且市场整治初见成效。此研究成果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P2P行业整顿具有十分现实的指导意义。     

试论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局限性

在两宋词台上,辛弃疾是最杰出的词人。他的《稼轩词》现有六百多首,为两宋词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在词风的革新方面,辛弃疾在苏轼的基础上,走着张孝祥辈所走的道路,终于把豪放派推上了高峰。就思想内容而论,辛弃疾写出了一部分以抗战为主题的优秀词篇,成为南宋爱国词人的翘楚。辛词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和后世的豪放派词人(例如陈亮、刘过、刘克庄,清代的屈大均、文廷式等人),婉约派中的某些作家,因为和辛     

王国维研究带有突破性的成果——评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

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他的悲剧结局当时震惊中外,嗣后又引起了人们深刻的反思。对于这样一位在我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术巨子,六十年来论者蜂起。近年来,海内外对于王氏学术遗产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就国内出版的研究专著而言,继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之后,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987年6月第一版)。此书是佛雏先生若干年来讲授“王静安论研究”专题课的一种结集,是他二十多年来精心研究工作。王国维的诗学,     

李绂和全祖望

李绂是江西临川人，全祖望是浙江鄞县人，皆为清代“康乾盛世”的著名学者。李绂是全祖望的师长，但他俩的忘年交情深意长，感人肺腑。李绂之学及其为人，对全祖望的思想和治学影响显著。     

“作诗志忧患”,“作歌补史宬”——全祖望诗论述评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严可均《铁桥漫稿·全绍衣传》指出:“祖望经学、史学、诗文,雅擅众长”。全祖望是清代“康乾盛世”著名的经史学家和文学家,但诚如李慈铭《越缦堂笔记》所说,谢山以“诗为馀事”。深为全祖望所景仰的李绂,在《藤花(?)七垒前韵赠全谢山》诗中亦谓:“其古学所富,其艳文可酬。不知文学外,更有吾所求。”全祖望之诗,在有清一代称不上是名家,但其诗作有鲜明的个性色     

明清小说与江苏论纲

明清两代,江苏不仅是经济大省,又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省。仅就文学艺术而言,明清两代的江苏就名家辈出,创作和理论,出版和市场,均成就卓著,在全国举足轻重,影响深远。本文从明清小说与江苏这个视角,对江苏的小说作家和小说理论批评家对明清小说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     

国内大学核心竞争力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及民办高校的不断壮大,高校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有关大学核心竞争力的研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文章首先对大学核心竞争力概念研究进行了梳理;其次,从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内涵、特征、构成要素等方面对学者的观点进行了评述;最后综述了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培育途径。     

20世纪的江苏红学研究

江苏与红学结有不解之缘。在旧红学时期，江苏的红学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进入２０世纪之后，江苏红学经历了三个时期，在最后的２０多年里突飞猛进，取得了全面的丰收，在全国红学界已举足轻重。本文概述了２０世纪江苏红学研究的发展，论述了江苏红学研究的特点，并对新世纪的江苏红学研究提出了三点意见。     

实践导向的管理理论研究:内涵、机制与成果评价——2011’“中国·实践·管理”论坛观点述评

2011’"中国·实践·管理"论坛以"直面中国的管理实践"为主题,从实践导向的管理研究的内涵、机制和成果评价进行了丰富而有启发性的探讨。论坛强调"中国实践导向的管理理论研究"的价值,认真探索中国情境理论化的方法和实例,达成了源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研究基本共识,呼吁正确评价实践导向的管理理论研究,强化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学术导向的影响,期望学术界与实践界的合作更加紧密。     

程高本是《红楼梦》和“红学”的功臣

200年前,百二十回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由北京萃文书屋用木活字排印问世。从此,《红楼梦》有了全帙本(全壁本),而后四十回也便成了《红楼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广大读者所认可。平心而论,程高本流传之广泛,影响之深远,远远超过了手抄本的八十回《石头记》。可是,自程高本诞生之日起,直至今日,红学界总有人对程高本看不入眼,对其本身的价值,以及它在“红学”史上的地位,似乎亦未作过认真的研究、科学的评价。这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为此,笔者不揣残陋,略述管见,以就正于红学家和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