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的界定、分类及其道德意义

行为是有理性的人追求某种价值目标的活动,是认知、情感、意志等诸要素综合作用的过程。按照行为所处的环境可以区分为私人行为和公共行为,二者在特点、范围、方式、目标和功能上各异;按照行为语言学的观点,人的行为也是语言,举止态度都有某种示意作用,表达特定的思想内涵,展示文明水准和人格修养。加强行为语言的教育,增强人们的道德意识,养成遵纪守法、知礼随俗的品德,可以促成人们诚实守信的理念,构筑和谐有序的良好社会秩序。     

赋能与诠释：中国式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双向互动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重大成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化、时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性发展赋能,助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理念革新;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可以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及生活话语,充分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性、理论性及价值性。     

时尚享乐主义批判

时尚已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享乐主义者之沉溺时尚而不能自拔,纵容自我、及时行乐的态度和行为,导致生活品位与生存方式畸形化,加剧了主体自身的矛盾.追随流行时尚并非新的生活理想,而是理想和信仰迷失的现代表征.时尚潮流的反复冲刷致使个体道德成为盲从的牺牲品,人格尊严和道德完整性遭遇侵蚀.深刻反思时尚生活的利弊,正视时尚价值的相对性和有限性,自觉超越时尚享乐主义,回归人性、拥有自我,这是生命形而上的基本诉求,也是创造新生活理想的必要前提.     

“图说”栏目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讲道理的艺术

2021年版《思想道德与法治》教材的亮点之一,即在主体部分的知识以外,增加了“图说”辅助阅读栏目。这既是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改革的必然趋势,也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讲深、讲透、讲活的基本要求。发挥“图说”的形象叙事功能,巧妙运用“深入浅出”的说服艺术;基于“图像+文本”的互补优势,着力凸显“情理交融”的渗透艺术;借助“图说”元素的情景渲染,恰当选择“榜样示范”的升华艺术,以此唤起大学生的形象思维和历史记忆,引发其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机制,在“类像”和“切身”体验中深刻感悟道德和法治的真谛,通过图文互补、资源协同、相得益彰的教育教学实践,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修养,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     

试析舆论监督对公共道德行为的影响

在公共生活领域,正确的舆论监督有助于鼓励公民遵从道德,防止邪恶的发生;充分反映民情民意,体现社会公正,消除消极舆论的不良影响,对个人行为起引导和规范作用。发挥舆论对行为的影响,首先要消除“道德量化”的思维误区,归还道德尊重人性的本来面目。随着科技进步和公民自主意识的提高,发挥舆论监督功能有了可靠基础,同时也必须看到其局限性。当代公共道德行为既离不开舆论监督,又不能完全依赖舆论监督。有效的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相结合,是正确发挥舆论监督的根本保证。     

论社会主义友爱的三个层次

从当代人际交往的实际看,我国公民间的友爱关系包含相互依存的三个层次:道德情感、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它们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从不同侧面反映着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以情感为动力、规范为导向,创建互助友爱的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     

中国传统友爱思想溯源

先秦孔子的"三友说"是儒家友爱思想的主要来源。个体德性完善的目标、对"仁爱"的依附以及淡泊的情感方式构成友爱的三个特点。传统社会结构单一及狭隘的人际交往,从总体上制约着友爱的成熟。因此,中国传统友爱思想有着较为独特的发展线索。     

论审慎之道德维度

作为道德范畴的审慎乃是道德理性的集中体现,包含个体德性和道德思维两个层面,二者在道德实践中实现统一。道德审慎由复杂的善恶矛盾所决定,表现在协调个人善、家庭善与社会共同体善的矛盾冲突中。对伦理学内容进行综合训练以及对现实生活进行道德哲学反思,能够提高人的道德审慎能力。在后现代社会即将来临,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未知风险的冲击,强化道德审慎的思考和研究,对人类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是当下审慎研究之最主要目的。     

论弗鲁塞尔的责任人道主义

弗鲁塞尔的责任人道主义体现为一种对主体的伦理关怀,它以技术手段和理论批判相结合的方式维护人的尊严和主体意识,捍卫人的自由权利,实现对最近者的爱,以此消除媒体和网络可能导致的话语霸权乃至于极权社会的暴政。展望21世纪的文化和技术发展,人类需要切近现实的新的人道主义文化,这是人道主义进步的必然要求。     

论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道德主体

慈善事业是一项特殊的道德实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公民道德主体意识渐趋成熟,慈善事业成为以公民互助为内涵的社会公益事业。我国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如企业家或富豪,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成员,其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受制于公民道德之总体发育程度,他们占有的财富数量并不必然导致道德上的特殊性,其个人慈善行为也无法代替公民共同参与的道德实践活动。因此,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道德主体是全体社会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