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策问中的科举

试策是宋代科场上的重要文体,宋代试策承以唐制,应用广泛。宋代策问中涉及科举的部分,一般会提问历史上与本朝的科举学制、士风与人才、科场弊端、科目兴废等问题。北宋的科举之问一般篇幅较短,南宋则篇幅加长,内容更为丰富,在传统的发问之余,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命题,如王十朋将前朝取士与政局翻覆结合起来的质疑,陈傅良关于恢复唐制的想法,周必大、朱熹、许应龙等在策问中对于词科的不同态度,以及程珌对书院的提问等新内容。浙东学者对科场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认识,而浙东地区在科举中取得的成功,对相关科场文章的撰写指导也形成了正面并且循环的刺激。浙东学者在科举之问上也投以一贯的关注,而在策问的制度沿革方面尤能体现其所擅长。     

《校雠通义》与章学诚的义例观

章学诚《校雠通义》一书的重点在于论校雠、目录之学,其中申述的关于义例学的观念与《文史通义》一书有着整体的关系。《校雠通义》的义例观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在于《校雠通义》的相关评说体现的关于史著的义例观,第二层在于这种义例观投射在本书的写作上,以其书的自成一体体现出来。章学诚的义例观始终围绕着史书编撰的宗旨与体例展开,《校雠通义》一书充分体现了他“辨章源流”的思想,在论史学、史传、史述、史意的各个环节中,他都强调对源流的清晰把握,并采取了会通贯穿、由博返约的学术方法。作为一部旨在于接续古代校雠学经典的专著,《校雠通义》寓含着“本末兼该,部次相从”的义例观,力图在“洞析幽渺”的基础上摧陷廓清．充分体现了史家的眼光与识断。     

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

两宋的词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之一种,其制度的设立对两宋骈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南宋文人由词科入等而入西掖、北门,进而执掌内外之制的现象颇为常见,朝廷诰命、典章巨制的写作从初习词科的模拟之作成为视草代言之体,由此也生发出一些较北宋而言更为复杂的文体观念。词科与制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应试词科衍生出一批进卷、行卷行为,并出现了大量的类书,促进了四六文的兴盛,影响了馆阁的制书写作;对典故的谙习、制度的熟稔与制文体式的遵循是应试词科的基本要求,词科者入等者在馆职写作中也承续了词科文体。词科与制文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宁宗嘉定以后,轻视宏词科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两制之文的衰落。词科的发展也引起时人对"词科习气"的批评,而所谓的"词科习气",与南宋骈文对北宋骈文的变异有关。另外,由词科入等或曾应举过词科的士人中,有不少人也有着兼学理学的倾向,他们也试图在朝廷的公文写作中复返汉代遗风。     

论意境与格调的关系及与传统诗学的亲疏——从姜夔词无意境说谈起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姜夔词格调之高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批评了它们在意境上的缺失。他所使用的“意境”与“格调”二词,各自有着丰富的历史语境,在不同的时代指向不同的诗学理念。意境与格调都与抒情主体的情性、品格有关,但在传统诗学内部,与狭义的儒家诗论却有着亲疏远近之分。     

两晋赠答诗体制析论——以四言体与五言体为中心

作为早期文人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题材,赠答诗同时指向世运与人。通过这种在不同个体间酬赠往还的诗歌体式的考察,往往可以推衍出诗歌体式的群体性变迁。两晋时期的赠答诗中,四言、五言诗的数量大致接近,而四言体略占优势。一般说来,述祖德、美功业、旨在营造庄重雅穆氛围的诗歌用四言体,述志、道情或是包含更广内容的诗作则多用五言体。这两种不同体式的诗歌的写作,既与作者的才性、文学气质有关,又随着诗体与情感的表现力之间的契合或是疏离有所区别,又因场合与应用功能的不同而导致分体。对旧的文学经典的自觉模拟、步步履之以及面对新的文学传统时不自觉的学习,对文学体式的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总的说来,两晋时期赠答诗的体制变化,与四言体、五言体内部的消长规律是一致的。     

学问之“器”与“事”——引文注释与参考文献小论

对引文出处与参考文献的重视是随着现代学术规范的确立而出现的。现代学术期刊常常以一套完整而严格的架构来规范引文。当然,这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较早的许多刊物采用的参考文献制到现在应用较多的页下注的形式,引文注释也在不断调整中。基本说来,现今这套引文制度已相对固定下来,形成现代学人所用的一套自足的引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