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中心线索、重点变迁与路径取向

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既有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有伴随着时代变迁而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传统"二元"论或"三元"论既难以完整涵盖其主要内容,也不能准确反映变迁过程中的重点转移。"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新视角,则能较好解决上述问题。在不同时期,应始终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这个中心;在不同历史阶段,改革的重点则依次是"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农户土地的用益物权"和"市场主导的社会服务"。未来改革重点则是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围绕农地用途、经营主体准入、食品安全、生态补偿等完善微观规制和扶持政策。     

西北地区跨越式发展与FDI战略深化——基于FDI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加快引进FDI是西北地区深化对外开放、促进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该文经过实证研究发现,FDI是西北地区与沿海经济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在该地区FDI影响因素方面,劳动力、市场和区位等均较不利,尤其以较差的科技创新能力为甚。FDI选择因素的省(自治区)际差异显著。陕西总体竞争力较强,但动态优势令人担忧;甘肃和青海狭小的市场规模抑制了FDI流入;新疆在市场、区位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未能充分发挥,导致FDI比重逐年下降;宁夏利用FDI绩效显著,在市场前景、劳动力等方面有较大优势并有显著的聚积效应。     

金融微观规制变迁与银监会的制度价值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设立通过专业化经济提高货币政策和微观规制效率,促进央行的独立性和金融(银行)规制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要避免因旧体制下的一系列问题在银监会的传染和复制,必须实现国有金融所有者与金融规制者的身份分割,使国有金融退出竞争性金融领域。     

个人幸福:主、客观世界的矛盾对立与精神世界的统一

人的本质表现为属性,属性以需要形式存在.如果符合其本质,按其属性生活,满足其需要,人便幸福.人的需要可以归纳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都带来幸福;需要的上升规律使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往往存在矛盾对立关系.制造希望、修复危机心理、统一和调和主客观世界的精神世界是幸福的最终裁决者.精神世界的幸福,与其说是给幸福一个正值,还不如说是乐观理解那些给幸福负值的不利因素.     

农地经营权强度能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吗？——基于法律-事实-感知维度

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地经营权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由于有较多的转入农地,农地经营权直接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产权性质的歧义和权能结构的模糊,使得农地经营权强度对正规信贷数量的影响,关系是复杂的,路径是模糊的。从法律、事实和感知3个维度,理论分析农地经营权的强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的关系。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分析农地经营权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组态路径。结果表明：尽管尚未完善,但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已显示出对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显著作用;由于配套改革的不完善等问题,农地经营权强度的事实维度和感知维度对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仅发挥了一定的辅助作用。由此认为要强化农地经营权,不仅要进一步推进农地经营权的法律改革,还要强化农地经营权的事实维度即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转入农地的实际权利,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安全感知。     

FDI与西南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基于FDI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分析

较少的外资对西南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来说,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扩大FDI流入对该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具有特别意义。本文研究表明,FDI对该地区增长尚未显示应有促进作用。进而,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技术分析发现:在FDI选择因素方面,西南各省具有较大的同质性,省际差异并不显著;在区域层面上,外资对该地区表现出显著的犹豫性和短期性;劳动力成本潜在优势也未能较好发挥;在省际层面上,劳动力成本、区位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对FDI产生积极影响,外资也出现一定的聚积现象。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给出了加快引进FDI的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土地经营权改革：爱尔兰案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农业的现代化需要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土地经营权制度。中国土地经营权改革要充分体现国情农情,同时在权能结构和改革路径等方面参考他国经验。为改造传统农业和提高生产效率,人地关系紧张和推崇人文关怀的爱尔兰,通过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改革,最终建立了以双重所有权为核心的现代土地经营权制度。作为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通过经营权改革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先行国家,爱尔兰案例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中国土地经营权改革有诸多借鉴：基于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土地经营权;通过试点改革,探索经营权的权能内容及改革次序;在推进路径上,以地方试验总结普遍规律,把政策创新上升为制度安排。     

宏观金融效率、所有权效应与中国的银行自由化

宏观金融效率主要表现为对宏观投资效率与配置效率的促进.出于弥补市场失灵等的考虑,许多国家安排了国有银行这一制度.关于宏观金融(银行)效率的所有权效应问题,存在发展观和政治观两种相反观点.基于中国银行自由化的现实背景,对银行所有权效率问题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国家所有权对中国宏观金融效率的影响均为正,但系数较小;银行国有化程度与金融效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国有银行总体符合发展观点,但它也不利于信贷资本的高效使用和最优配置.     

转轨时期银行风险的生成机理与表现形式

转轨时期政府安排的金融约束制度造就了垄断的国有银行体系。它使国有银行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信用风险,也给银行业带来了系统性风险。在菜单成本效应下,国有银行贷款占社会总贷款的较大比重和国有银行资产中较大的贷款比重使贷款市场的风险具有系统性特征。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引进外资银行和发展民营银行,以打破贷款市场的垄断格局等措施,是避免系统性银行风险的制度性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