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及其他

儒家经典《春秋》无单行本,《春秋》经文附着于《公羊传》《毂梁传》《左传》之中。三传之中,《春秋》经文有异,此称《春秋》三传异文。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作底本,但不知道《汇纂》对三传异文的择取标准。经考证,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春秋》的底本来源于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胡传）。一般情况下,胡传采用某传微言大义,便择用其《春秋》经文,三传异文的选取取决于微言大义。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集各家注疏,并断以己意,三传异文与微言犬义之间失去本来的紧密关联;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中,三传异文与微言大义已了无联系,其解经方法亦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格格不入,显现出理雅各的《春秋辉本与中国本土《春秋》注疏的疏离关系。     

论《左传》的特殊叙事方式——记言

通过比较《左传》言辞与叙述在表达全书主旨及句式特点、修辞方法、篇幅比重上的差异 ,认为言辞是叙事的重中之重 ,是特殊方式的叙事 ,这对将言辞与叙事割裂开来的传统观念是一个有力的点醒 ;通过对言辞这一特殊叙事方式的研究 ,认为《左传》用言辞构制冲突、刻划人物、构建场面 ,用言辞表现人物的伦理性格 ,以言辞铺就戏剧性场面 ,形成了《左传》具有民族意味的叙事风格     

《诗经》释忧--兼论《诗经》时代人的自觉

"忧"是<诗经>时代人们的普遍心理状态.士大夫为国为民而忧,体现出走出宗教神权阴影之后人类对自身行为处事的"忧患意识".普通百姓为个体、生命、家园、爱情等忧愁,无不体现出人们在一个动荡的社会中,对脱离兽性的人性的思考,及对人类社会价值观念的思考.所有这些都是魏晋时代个体的人对人类整体的自觉.<诗经>中展现的人的感性自觉最终汇成先秦诸子对人的理性自觉.     

治经方法的嬗变与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

从治经方法的变化考察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可以看出清代《春秋左传》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揭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治经方法对应不同的研究课题，标示着某种学术规范的确立。治经方法因各个阶段所反对的对象不同而变化，治经方法的嬗变实际上意味着旧的课题的解决与新的课题的树立，反映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轨迹。     

风诗与诗教--论风诗由民间叙事向官方叙事的转化

不同于单纯接受风诗为诗教的重要内容的观点 ,通过对风诗走上伦理道德路途的原因作思维方式、文化制度上的详尽分析 ,认为风诗由民间流入上层社会的礼乐文化圈 ,一种原始思维左右了人们的解读方式 ,另外 ,礼乐文化中的德治思想使风诗融入大传统成为必然 ,而“以声为用”是这一过程的必然条件     

论王夫之春秋学的“尊霸”思想

王夫之的春秋学继承家学,对宋胡安国《春秋传》"尊王贬霸"之说,和程朱理学的"义利""王霸"之说进行匡正。王夫之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出发,提高霸主的地位。他明确提出《春秋》"天下之事"而非"王者之事";《春秋》予霸,霸主有征伐和刑罚的权力,代替天子主天下之事;春秋之世,"不可一日无伯"。王夫之的"尊霸"思想,颠覆了传统经学的"尊王"体系,与明末清初"民族"观念的兴起联系紧密。     

《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

文章从考辩<左传>之"传"名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证明<左传>之"传"名晚出,<左传>原本不是<春秋>之传.而经学历史上称<左传>是史,并没有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且用<左传>的史事阐说经义.<左传>非<春秋>之传,亦非传统意义上兼经之用的"史".     

《左氏春秋》的撰作与流传——《左传》的性质之考辨

<左传>初名<春秋>,又名<左氏春秋>,是先秦诸多春秋学著作中的一种.<左氏春秋>的撰作不为<春秋>义理,不归属于孔门,其史事在战国至西汉各类子书中屡被征引.终两汉之世,学者屡引<左传>史事以谏,都未及<左传>的义理.从<左传>的最初撰作与初期流传来看,<左传>是编年体春秋类著作,它不是作为经书,而是作为史书被人所重视的.     

论段玉裁的“义理校勘”——为段、顾之争进一解

校勘学史上嘉庆十二年至十三年段玉裁与顾千里的矛盾,绝非感情用事,它实际意味着二人古籍校勘原则的根本对立.段玉裁舍弃文本的依据,以义理作为断定古籍底本及其"是非"的根据,犯了主观武断的错误;段玉裁的"义理校勘"不被顾千里认同,也不被当时学界认同.段式"义理校勘"不仅存在于<礼记>的校勘中,同样存在于<左传>校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