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竹村风云》的特色和意义

青年农民作者王杏元同志的长篇小說《綠竹村风云》出版了。这是继李茂荣的《人望幸福树望春》之后的又一部山自农民作者之手的长篇小說。农民作者写小說,这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是只有在我們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出现的事情。在《綠竹村风云》这部小說中,作者以他多茧而又多艺的手为我們描繪了一幅色彩鮮明的农村阶級斗爭的画面。作品充滿革命朝气和泥土气息,写得通俗、生动,很值得一讀。一《綠竹村风云》写的是潮汕地区从組織互助組到成立初級社这一阶段的阶級动态和生活风貌。作品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它对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两条道路斗爭的真实的描繪;是它对貧下中农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天换地的革命雄心和革命骨气的热忱的颂贊。     

資本主義國家中農民的貧困狀况

资本主義国家農業現狀底特徵是農業日益隸属於壟斷資本和農民底階级分化過程的加深。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集團在农業問題方面的政策是为着鞏固壟斷資本及與之有密切聯系的大土地佔有者底地位@就極其有害地影響着勞動農民的狀况。在美國經濟擴張的影響下,以及由於资本主義各国底軍國主義化及其經濟之轉入戰爭軌道,农民羣众底貧困化和破產的過程就被大大地加强了。地主、資本主義私有土地的佔有者、賺得巨大利潤的壟斷資本家同农民群众之間的鸿溝更其加深了。資本主義國家農業衰落底最大標誌是勞動农民日甚一日地破產和丧失土地。在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年十五年内美國就有一百四十萬农民(佔農民人口總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破產了,因而放棄了农案耕作。從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五年内破產的農民是二十三萬八千人,而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年的五年内破產的農民就約達四十八萬人,也就是说比大戰時期五年内要多出一倍多。同時,一小撮资本主義的农户手中土地更加集中了,他們僅佔农户總数的百分之二,而佔有的土地却達土地總面积的五分之二。在一切資本主义國家中都有着农民底階級分化的加深和农業之愈加隸屬於壟斷组織的這種情况。统治集團所奉行的反人民的政策加重了农業的     

略谈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現实主义是馬克思主义美学中最重要的問题。偉大的无产阶級作家高尔基不仅在自己的創作实踐上,而且也在理論上体现和闡述了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原則。高尔基留給我們的珍貴遺产,在不同时期里,都产生了极其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本文想就“高尔基論述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继承和革新的問題”、“高尔基論述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和“高尔基成为社会主义現实主义作家的基本因素”等三方面,写些粗淺的学习心得。     

美国言语符号研究的新进展

言语符号(CHOREOGRAPHY OF SPEECH)的研究、探索是当代语言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加拿大、西德和日本在该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实验室研究为世界各国语言学界所瞩目。 人们在说话时,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肌肉在运动,然而却能够自如地发出声音。把     

產業發展的相互滲透:產業融合化

產業融合是信息化進程中呈現的一種產業新範式,世紀之交的國際經濟正發生著深刻變化,產業之間的滲透融合日益清晰地向人們展现出未來21世紀的發展趨勢。為了顺應產業融合造一趨勢,我國政府應制定相應的措施来促進我國產業融合及產業的健康發展。     

魯迅和形象思維

一位老朋友给了我写这稿子的任务,原想标题《鲁迅关于形象思维的论述》;不说“对于形象思维”,因为在《鲁迅全集》,包括《鲁迅日记》等上面,我没有见到“形象思维”字样;在谈话中也没有听到过。可是鲁迅先生的作品,无论诗歌和小说,散文诗当然在内,无疑都饱含着高度的形象思维的痕迹;而且,许多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零零碎碎地散布在他的书信、杂文和序言之类上,拼凑起来是足以说明他在怎样运用形象思维,把作品写得生动深刻,强有力地感动读者的。觉得“论述”两字不能概括,这才改作这个标题。     

高适年谱

前记《旧唐书·高适传》称“有唐已来,詩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不仅是盛唐著名的詩人,在政治上的确也取得一定的地位,故两唐书都有他較詳的传記,給我們提供了了解其生平的重要线索。然于詳細研究其創作,仍嫌籠統。本譜主要取证适之詩文,加詳其行迹,以补本传之不足。但是,由于材料所限,难以每年系事,即所系者,亦很粗略,疏漏之处不少,还只能算作一个略譜。王达津同志近撰《詩人高适生平系詩》,載《文学遺产增刊》第八輯,笔者参考,有所获益。但其在材料的理解与运用上,頗多值得商榷之处,因而某些結論也就难以信从。为避免文字滋蔓,不能在本譜中一一相辨,仅擇要辨之,其他异处,讀者对照参閱自知。譜中征引諸詩,于題下括号內用字碼注明出处,采用之版本,系《四部丛刊》所收明活     

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与湯志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在《大同书》題詞中,自称他在光緒十年(1884年)“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湯志鈞同志对此持有异議,认为这是康有为倒塡年月,以表示他著此书时“一无剿袭,一无依傍”。为此,湯志鈞同志作了一番考証,証明《大同书》成书于1901-1902年,前此无此书的草稿存在。这些考証,对于《大同书》的深入研究,的确有所帮助,但是在方法上却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