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诗的历史地位

在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叱咤诗坛风云之际，刘禹锡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没有在两大诗派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丧失本真、盲目趋同，最终凭借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勤奋的艺术实践，成为足与两大诗派相颉颃的一支异军。刘禹锡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等三方面，而这正是奠定其历史地位的三块基石。     

论刘禹锡诗的时代烙印

历史上任何杰出人物,都是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的产儿。刘禹锡作为中唐政治革新集团的中坚,时代使他成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而被长期放逐;但作为补偿,时代却又把他造就成为“气该今古”的诗豪”。吟绎其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给它打上的各种烙印,同时也不难发现闪耀于其中的诗人的思想和艺术个性的光环。 刘禹锡(772—842)生活在国运衰颓的中唐时代。这一时代的浓重阴影,笼罩着社会     

饱霜孤竹声偏切 带火焦桐韵本悲——论刘禹锡贬居朗州期间的诗作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独树一帜的诗人。他以迥异于流俗的“骨干气魄”,在当时便赢得了“诗豪”和“国手”的称誉。审视刘禹锡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贬居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的十年。这十年,是刘禹锡诗歌创作的转折时期、开拓时期、收获时期。正是这一时期的一系列     

刘禹锡诗歌创作道路之我见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道路是有其独特性的。这决定于他坎坷的生活道路——他不仅和中唐时代的其他进步诗人一样感应着时代的潮汐,而且还曾被卷入那一时代的政治斗争的旋涡经历了同时代的许多诗人所没有经历的遭遇。他力图为时所用,乘时建功,结果却为时所弃,因时获罪。 刘禹锡是王叔文的政治革新集团的主要成员。他所积极投身的“永贞革新”有着不容抹煞的历史进步意义和较为深远的影响,其目的是“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次革新不可避免地以失败而告终。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宪宗执政后,革新派成员纷纷被放逐出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之贬”。刘禹锡始贬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又被追贬为朗州司马。既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故     

论刘禹锡谪守连州期间的诗歌创作

谪守连州期间,刘禹锡的创作重点由揭露政敌的讽刺寓言诗转移到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这种转移既是为创造精神所驱使,也是为时代风云所推动.与此同时,他聚焦于当地的风土人情,将平凡的春种秋收劳动作为乐于驾驭的题材,亦属于一种“开边拓土”的尝试.     

论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今仅存《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这首以剖白心迹、倾诉心声为主旨的五言古诗的问世,在刘禹锡的创作生涯中是一次飞跃:不仅大幅度拓展了诗的容量与张力,而且强化了诗的抒情功能,将此前的泛泛言志导向"不平则鸣"的渠道。它为刘禹锡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调、规定了方向、设定了路径。以这首诗为契机,刘禹锡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定位开始由政治家向诗人嬗变。或者说,从这时开始,他才集政治家与诗人于一身,同时扮演两种角色。并且,舞台的重心开始悄悄地从政坛向诗坛转移。此外,由这首寄兴深微的唱和诗,还可以透视两位诗人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     

论刘禹锡与牛僧孺的唱和诗

刘禹锡晚居洛阳时期的唱和对象中包括牛僧孺,这是两个有着难以化解的宿怨的"诗友"。他们既把唱和当作修补持续恶化的人际关系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把唱和视为暗中角力的一种方式。这样,他们的唱和诗就难免飘逸出不和谐的音符而别具韵味了。他们这种行为本身也就构成了一种与政治代码及性格基因相联系的独特的文化现象。     

从域内走向海外: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历史使命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在从微观走向宏观、单一走向多元之后 ,有必要从域内走向海外 ,将衍生与演变于汉字文化圈的海外汉诗纳入研究的范畴。这样 ,不仅可以扩大既有的研究半径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总体把握和全面观照 ,而且随着这一新的研究畛域的拓展 ,对产生于华夏本土的中国古典诗歌的认知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论刘禹锡与李德裕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李德裕的唱和诗中流溢着"忘年交"之间特有的亲切而又温润的气息。他们相互关切,相互敬重,相互慰勉,藉声声嘤鸣,寄款款深情。考察其唱和诗,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对友谊的维系、对诗艺的探求,而且还可以观照那一时代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士人命运的播迁。刘禹锡谪守和州的两年多时间,在他们一生的唱和历程中,既是肇始期,也是高峰期。诗人对隐逸与怀古题材的探索以及对音乐与梦幻世界的描绘,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论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

(一) 作为“无体不备”的一代“诗豪”,刘禹锡的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最富创造性、最能代表其卓异风貌、因而也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却是他的民歌体乐府诗。中唐是诗体大变的时代,所有不愿随俗俯仰的诗人都努力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未经开发的领域,以期与盛唐诗人争胜。如果说韩愈、孟郊一派是以奇险怪僻别标一格,白居易、元稹一派是以通俗平易另具面目,而飘然于这两派之外的李贺是以“虚荒诞幻”独擅胜场的话,那么,刘禹锡则从学习民歌的赫赫劳绩昭示给人们一条通往风光旖旎处的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