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自沉与"以身祷之"

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此处提出"以身祷之"说,认为屈原是为楚国祈福消灾而自沉汨罗的,即所谓"汤祷"式。屈原每每称说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国家为什么会有灾祸;屈原表示不怕死亡而只怕国家覆亡;屈原每每说自己兴国强政的心愿不被理解,他要以死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愿。"以身祷之"是古代巫术,亦在楚地盛行,从屈原与巫的关系及楚国的巫风盛行看,屈原自沉与"以身祷之"有相当的关系。正因为屈原"以身祷之",作为回报,故楚国人民祭祀他。     

“江郎才尽”新解

“颠覆阅读”的“难以为继”，在文学史上的印证就是“江郎才尽”。对“江郎才尽”，文学史上有多种解释，此处认为，江淹是以“颠覆阅读”的手段来使自己的诗歌达到一种独特性，故意用一种怪诞或隐晦的文风，用一种奇哨怪仄的意境或修辞手段，来实现自己诗歌的新鲜感甚或冲击力，以震撼人们视觉、听觉，但这种文风难以为继，文学史告诉我们，“颠覆阅读”也是需要创新的。     

从屈原的人生痛苦论《离骚》“求女”指寓

《离骚》“求女”的指寓是什么 ?屈原最大的人生痛苦是不被理解 ,《离骚》与《九章》中反复申说这一点 ;在《九歌》中也有人神或神灵之间不相理解的叙写 ,而先秦时常以男女之间关系比喻知己关系 ,因此 ,“求女”就是求知己。但屈原又把求知己不成归结为介绍者的失职。     

从汉末交游士风看"古诗十九首"女子形象知音化

"古诗十九首"表现汉末交游士风,或直刺朋友交情凉薄,或写渴望知音,或写思念,都是把看女性形象当作知音来刻划的.     

中古“公宴”诗初探

《文选》诗有“公宴”类，其界域定位为吟咏所参加的公卿帝王宴会。建安公宴诗，描摹宴饮场景，抒发情感深具个人色彩；西晋公宴诗，多应命之作，多歌功颂德；东晋未来齐梁公宴诗，吟咏他事成分增加，且多自然景物的描摹。公宴诗常常是集体文学创作活动的产物，常与文学集团的形成发展有密切关系；由此而言，宴饮主持者也有出色的吟咏宴饮之作。公宴诗起源于《诗经·小雅》、《楚辞》对宴饮及宴饮场面的述写。     

论唐人对小说本质的全面把握

唐代小说,已由汉魏六朝时期的初具规模走向成熟,呈现出兴旺繁荣的景象。初唐人刘知几《史通·杂述》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爱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七一○年),所谓小说“斯道渐烦”,刘知几指的是初唐的事,“其流有十”,当然不包括盛唐以后兴盛起来的传奇小说,但刘知几颇具慧眼,     

论山水诗的特殊目的——山水诗形成原因新探

晋宋时代诗人创作山水诗,除给人们提供审美对象外还要以艺术形式再现自然山水之美以供人们观赏,这就是晋宋人创作山水诗的特殊目的。本文从当时山水画、家信中的山水描写、游山志游山记及当时山水诗的具体写作实践,从谢灵运山水诗的“叙事——写景——说理抒情”的结构,从当时“文贵形似”的风气等方面,论证了这一问题。本文认为,晋宋时山水诗、游仙诗、玄言诗都描写刻画自然山水,但它们的区分在于:游仙诗的特殊目的是表达出世理想,玄言诗的特殊目的是阐发玄理,而山水诗的特殊目的则是让人们观赏自然山水。     

论传统文论以重新解读经典实现自我革新--以回归文本为例的论述

古典文学的经典为"风骚"。汉代在对《离骚》的解读中,提出了作家的人格问题与作品的艺术特点问题,刘勰的解读,通过"必征言焉"的从文本出发,提出了对《离骚》的整体看法;汉代对《诗经》的解读,不离"美刺"政治伦理,朱熹从文本出发解读《国风》,看出了其情歌的意味。传统文论通过对"风骚"的几次解读,实现了理论观念的自我革新。     

《文选》未录作品考述

中古时代所称赏的作品,有许多《文选》未录,此处选取《文心雕龙》、《世说新语》、《诗品》所提名所称赏而《文选》未录者,以及曹丕、傅玄、挚虞《文章流别论》、诸史书、《文镜秘府论》所提名所称赏而《文选》未录者,进行分析,并究其原因。     

古代“文章”体系论——兼论中国文学的“泛文学”特色

“文章”即有文体的、独立成篇的作品。古代“文章”体系有总集、论著、目录三种形态。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文”排除“笔”便可建立“纯文学”体系,但这个机会因“文笔之辨”的偃旗息鼓而失去,其时构建的是“文、笔”合一的、以“诗赋”为领头文体,以情灵、文采为追求的“文章”体系,这是一个“泛文学”体系。隋唐以后,“经、子、史”经过“剪截”改造进入“文章”体系,“泛文学”体系进一步扩大,以适应学习好“文章”、撰作好“文章”的需要。如此“泛文学”的“文章”体系,具有审美与实用双重价值,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学”观念的包容性、开放性,其突出“情灵、文采”的特征,展示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