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I解决技术与社会对立及技术创新有效性问题的思路

本文在分析国内目前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中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借鉴SSK及SST理论的纲领和核心概念,消解技术创新产品和商品有效性的对立、技术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为技术创新的社会建构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基础。     

从自信到恐惧:由高新技术事故引发的思考

2011年发生的日本地震和中国高铁事故,使人们经历了从自信到恐惧的心理震荡,促逼人们反思关于技术的态度:技术的乐观主义与技术的悲观主义两种对立态度,是自信和恐惧两种心理的认知基础;前者则奠基于人们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技术的可控性,是解决自信和恐惧两种极端心理所必须解决的最终难题。     

“中国模式”何以具有以及具有何种“普遍性”意义

"中国模式"的普遍性是正确看待"中国模式"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否定"中国模式"的普遍性意义,意味着否定"中国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作用;承认"中国模式"的绝对普遍性,首先不符合普遍性获得的逻辑,其次易使部分西方国家产生误解。从哲学角度,检讨普遍性及其获得途径在历史上存在的差异,说明"中国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但不具备绝对的普遍意义。     

网络技术对个人社会化的反作用

个人的社会化问题是社会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网络技术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有很重要的作用。从哲学角度看,网络技术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不仅起着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具有消极的、负面的反向作用,即去社会化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网络技术影响人的认识活动、改变认知环境和交往方式而完成的。因此,在技术化特征明显的现代社会,实现个人的社会化必须充分认识到现代技术的反作用,采取一定的预防机制,才能较成功地实现个人的社会化。     

SSK视野中的技术创新

本文首先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做了简要的评析,认为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论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论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基于这两个特征,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应遵循“先解构,后建构”的思路进行。这种思路对于目前很难深入的国内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其次,在分析当前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引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技术创新的社会形成”的概念,并且从作为社会交往活动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多元化、技术创新与社会的整合关系三个方面,对“技术创新的社会形成”的内容作了简单的说明。最后,对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现象学技术哲学中的“技术实事”

现象学技术哲学应当坚持现象学的基本原则——朝向实事本身,但＂技术实事＂并不能简单地被当做具体的＂技术物品＂来看待;＂技术实事＂之所以被当做＂技术物品＂看待,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意向性的理解不同;对意向性的不同理解则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混淆了存在论和存在者两个不同的概念。     

论理性系统的层次结构和复杂性

不同哲学家分别从理性的不同层次对理性进行解读。这种单向度的理论,虽不能反映出理性的整体性,但表明人类理性具有一定层次性。不同层次理性对材料进行加工和创造依赖于主体各自的价值标准和选择意向;不同层次的价值标准和选择意向的冲突表明不同理性层次之间具有复杂性;理性的复杂性产生于理性系统跨越层次的相干关系。揭示理性系统层次结构和复杂性,对于理清技术（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等价值理性的关系脉络,把握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和学科之间的关系,挖掘新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客观性”问题及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之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

“客观性”是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并引申出所谓的客观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实践”概念的引入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现象学则引入“主体间性”概念试图消解这个问题.这两种方案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差异,但同时也具有共同之处,即对于相对主义、主客体关系以及人类生活意义的关注.     

解读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思想——技术本质与人的本质的关系

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是技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该问题的基础是二者本质的关系问题。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了这个问题。他通过对传统的人类学的技术进化论的研究,指出人与技术的关系是双向的,同时在人类文化和技术发展中存在着一种延迟的时间关系;他赞同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中关于时间概念的作用的论述,同时也对海德格尔在追问技术本质时对时间的忽视进行了批判;他还借鉴了胡塞尔关于三种回忆的区分,并在不同的层次上发展了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提出了自己关于技术本质和人的本质关系的不同理解。斯蒂格勒对该问题的解答方式为我们建立新的人与技术关系,认识它们的本质提供了有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