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进行道德评价

几乎任何一种道德规范都是他律性与自律性的统一,由此可论定：“合于道德”同“出于道德”的行为都具有道德价值,在对这些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时,合于道德的效果,出于道德的动机,都是评价根据中的要素。然而自觉主动地出于道德而行动,比消极被动地合于道德而行动,更能体现出道德特有的自律性质,因而更具有道德价值。作为体现着道德特殊性质,决定着评价对象的道德价值程度的评价根据,应把是否出于道德动机视为评价根据系统中根本的、主导方面的、第一性的质,而把不自觉地、被动地仅仅客观上合于道德的行为效果视为从属的、第二性的质。用系统论的语言概括就是,动机的系统质高于效果的系统质。     

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

要走出“塔西佗陷阱”，就必须走“诚信信息”道路。加强政府解释力，除了加强宣传力度和道理的清晰度，还要求每个公共权力代言人慎待自己的公共话语权。     

试论先秦儒学的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先秦儒学以善统真价值尺度在思维方式上的体现。在其本质上，实践理性属价值领域主体求“善”的德性理性，相对有别于事实领域主体求“真”的纯粹认知理性。先秦儒学的实践理性具有强烈的现世性、明显的经验性和道德性。     

伦理信用与信用伦理——兼论当前我国信用建设的基本途径

伦理信用与信用伦理是两个虽有密切联系但又有重要区别的概念。目前学界许多人在许多情况下把二者等同起来使用,造成了实际上的用伦理信用取代信用伦理或者用信用伦理代替伦理信用的局面,给我国信用问题的研究和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文试图在廓清伦理信用与信用伦理概念的基础上,揭示二者之间的区别及其意义,进而提出当前我国信用建设的基本途径。     

民族精神在全球化时代的定位与走向

全球化一方面推动了世界统一性的增强,同时也为多元民族主体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和展示民族自我的条件。全球化进程成了一种统一和多样并存的过程。民族精神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在表达全球文化或人类共同精神的普世价值标准方面,应有特殊的定位和走向。     

关于"以德治国"的思考

"以德治国"思想具有成熟而丰富的内涵,对其应作全面深刻的理解,德治在国家治理中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是在法治领域,还是政治、经济等其它社会领域,都发挥着无法取代的作用.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理性,表达并设定一定社会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它们引导着社会发展方面,规定着社会发展目标.这些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深深渗透在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等各个领域,在政治领域、法律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都有相应的德治体现.     

诚信是一种社会资源

诚信是一种比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更为重要和宝贵的社会资源。诚信不足将给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规范 ,既是一种做人的德性要求 ,也是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保证机制。开发优化“诚信”资源价值 ,改善社会信誉环境 ,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儒家对天地自然的德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实践的一大课题,当人类开始觉醒时,第一个疑问恐怕就是如此“天问”。这是任何人类文化思想所不能不追究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天人之际”一直是一个根本问题。历代思想家几乎都“欲明天人之际”。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是以“天人关系”来表现的。天人相合是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思想观念。受这一传统思想影响,儒家以其德性的理论倾向,突出表现为“天人合德”的思想观念。如果说道家的“天人合一”要求人道合于天道的话,那么儒家的主张则是以天道合于人道。     

和谐两种理性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科学合理的文化理念为指导。目前,作为执政理念的和谐社会发展目标已经确立,但相关的理论支持及思维模式还未到位。在诸多     

中西信用思想的发展演变

由于东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形成了东西方“信用”概念的一定差异。中国传统德性诚信机理和西方契约性质的互惠信诺机理不同,前者更多建立在人格自律基础之上,守信更多依赖于人格良心;后者更多建立在人们的契约关系及观念之上。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创新,应该既着眼于对信用理念内在德性自律引导的挖掘,又要致力于信用的外在制度机制安排和他律强制性规则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