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思想史第五届年会述要

5月下旬,由西南财经大学和四川大学共同承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五届年会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60多所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70余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围绕着总结开拓经验,把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的学科建设推向新阶段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 一、回顾与展望 首先,与会代表回顾了近几年来这门学科已走过的艰辛道路,一致认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建设成初具规模的学科,而且其发展势头迅猛,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渊流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领袖和最优秀的代表人物,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的经济思想是我国近代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最先进的经济思想。这集中地反映和表现在他创立的民生主义学说方面。民生主义学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和形成起来的。它的形成和发展,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是当时世界和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产生不仅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而且有     

论《老子》的管理哲学——评张绪通博士阐述的“水式的管理”思想

《老子》主要是一部讲哲理的书,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兵书,但绝非是讲经济管理的书,书中直接涉及到经济管理问题的地方很少,故只能从间接意义上研究《老子》的宏观、微观管理思想,也就是说,只能从《老子》管理哲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和探讨。 近来拜读了张绪通博士的新著《道学的管理要旨》一书,受益匪浅,启迪颇深。在该书中,张先生把道学管理深刻而又生动地表述为:“水式的管理”。他说:“道学的管理,最简捷     

中国古代人口思想及其规律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封建大国,有极其丰富的人口思想和理论。人口和土地是封建社会重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基础。人口问题历来是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十分重视的问题。究竟怎样认识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和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就中国浩瀚的人口思想理论中,窥看一下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人口发展规律,并略及于其对近世的影     

封建经济思想“三大教条”的没落——再论近代进步思想家对“三大教条”的批判

封建经济思想“三大教条”(即“贵义贱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经济思想和基本国策。它是一种维护封建自然经济,敌视和排斥商品货币经济的理论。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不仅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起着巨大的压抑和窒息作用。虽然“三大教条”从它一开始形成起,就不断受到中国古代进步思想家的非议和批判(见拙著:《略论古代思想家对封建经济思想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从一定意义上讲,司马迁又堪称我国古代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对封建社会经济的论述有成套的观点和主张,其巨著《史记》开史书记载经济活动的先河,其中既育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也有微观经济管理思想,前者见之于《史记》中的《平准书》、《河渠书》等,后者则多见之于《货殖列传》,二者相互联系,互为补充,构成司马迁整个经济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李秀成在江浙地区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投降主义吗?

前些时期,一些同志把太平关国后期领袖忠王李秀成定成“叛徒”之后,对他进行了全盘否定,说早在他还是太平天国军事统帅时就是一个投降主义者。其主要根据之一就是说李秀成在江浙一带实施的“允许地主收租”的土地政策是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是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招降约叛的土地政策。我们认为这些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缺乏历史主义的分析。     

《管子》轻重篇中的国家宏观调控思想

《管子》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出现的一部宏伟的经济巨著①,在现存《管子》76篇中,大部分内容均涉及到经济问题,其中尤以《轻重篇》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最为丰富,从管理思想角度看,可以说是一部封建社会国民经济管理学。其中特别是对商品、货币、价格、市场的管理讲得最多,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本文仅就“轻重论”中的宏观调控思想加以探讨。     

略论古代思想家对封建经济思想“三大教条”的批判——兼及“三大教条”的形成

“贵义贱禾旷,“重本抑末”、“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经济思想的三大教条,或者说是三大支柱。它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源远流长,二千多年来一直居于统治和支配的地位。历来被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家视为圭臬,奉为金科玉律,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封建社会初期,“三大教条”有其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到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三大教条犹如三座大山似的压抑和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我国封建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微弱,三大教条对社会经济基础所起的反作用,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弄清古代思想家对“三大教条”的批判和斗争,以及这种批判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这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扫清封建思想障碍,实现四个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