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梁漱溟之“九天九地”公案

1953年梁漱溟"九天九地"说无意间引发一桩公案,激化了毛泽东与他之间沉积已久的矛盾。此案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独立思维与中国共产党及新政府政治战略理念难以相容的历史事实。文章以这桩公案的发展脉络为基本线索,试图通过梳理公案背后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局势之间微妙的反差,进而探讨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实际地位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农民心态——以太行边区壶关县为中心(1945-1949)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中共统一战线策略在生产实践中的典型应用。通过动员与组织农民进行互助合作,在保障物质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争取了农村各阶层的团结,进而有效地巩固了农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农民在革命中心态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互助合作运动的成效,以及统一战线的加强。以太行边区壶关县为个案,分析不同时期各阶层对互助合作的解读与诠释,揭示农民在革命与变革中的心态趋向及其表露出的历史真相。     

近代山西商品市场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近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的不断加深,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地处内陆的山西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以集市为主体的传统商品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山西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尽相同。以清末至民初这一时期内山西商品市场的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以便更好地解读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     

抗战前后晋西北传统互助合作模式探析

抗战前后晋西北乡村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变动,但植根于乡土的互助合作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在一定时期内的延续,成为革命得以开展的原动力。以传统互助合作模式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其类型、特征及发展受限之因,可以对革命与传统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有进一步的了解。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回族社会流动及其机制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回族提供了多种社会流动的途径,有力地推动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回族社会流动机制的良性运行,并以此逐步赢得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广大回族的支持与参加。与此同时,借助这种回族社会流动机制的良性运行,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回族也逐步改善了社会地位,进而实现了自身的社会流动。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如何更好地实现政权与回族之间良性互动与互惠也仍然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而回族社会流动机制的良性运行无疑是实现这种互动与互惠的重要保障。     

晋西北变工互助探微（1946-1949）——以偏关县为个案之分析

抗战胜利后,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领导思想认识的偏差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曾经在晋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变工互助运动遭受挫折,变工生产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危及边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以这一时期晋西北偏关县为例,对变工互助的开展情况、组织及绩效等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以理清当时运动的真相,为今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民国时期山西农民的粮食消费与饮食组合

民国以来,山西先后成为阎锡山统治下的"模范省"和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其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基于此,对该时期山西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民生活水平的考察显得尤为重要。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阎锡山曾厉行"村制"改革,但并未根除乡村危机。抗战爆发后,中共革命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农民生活发生实质性改观。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农民生活状况的梳理,分析农民生活变迁的态势,以期为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些许借鉴。     

试析民国时期的山西“三农”问题

20世纪前半叶,在革命与变革的年代里,山西从民国初期的全国村治"模范省"到红色革命的中心,无不显示出其独特的重要地位,而山西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勤劳朴实与"村治"的独树一帜,构成了它向外炫耀其独尊角色的资本。然而建国以后,山西在全国的地位一直在下降,如今在改革开放迎来其30华诞的时候,始终制约山西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再次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本文拟对民国时期的山西"三农"问题进行梳理,以图找到解决山西"三农"问题的真正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