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与思想史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就如何利用比较文学的学科优势进行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进行了讨论,并尝试着提出一些问题。其中涉及到比较文学学科的悖论性格、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比较文学第四种模式、文学人类学及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特质等。这里发表的即是他们就上述问题讨论所形成的笔谈。     

为何出现两个孙中山？

辛亥革命失败前后,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发生了巨变,从认为共和建立则革命使命完成,到最终服膺于苏式＂党国＂模式。这两个不同的孙中山,究竟是孙自身的突变和断裂,还是历史和现实逻辑的必然结果？辛亥百年,传媒热心,带动相关领域之外的很多朋友也来关注辛亥革命、民国肇建。而关注辛亥革命、民国肇建,自然会关注在此一而二、     

次经典：问题史阅读与中国新思想传统的形成——以解读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为中心

本文通过详细剖析写作时极端拥抱、倚赖西方思想资源的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实际丰富性 ,和如何阅读才能获得这种丰富性 ,试图指明那些深深卷进时代困境的思想者 ,哪怕看起来或其自认是西方资源在支撑其写作和思考 ,其思考和写作的底里都蕴藏着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刻骨的体察。所以判断他们的写作对当下的意义 ,不能简单用他们是否深入、准确地把握了他们所使用的资源为判断准绳 ,而必须切入到他们对中国问题的锐敏性把握层次。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能看清这其中是否蕴涵着为理解、把握当代中国不可或缺 ,却为他们所使用的西方资源不可能提供的现实认知意义。也只有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前贤留下来的遗产 ,我们才可能在源自西学的思潮中建立起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活的思想传统     

作为方法和中国人精神根基的“田园”与“乡村”

作为一个人文研究者,会非常有动力参加一个以社会科学家为主关于中国乡村的讨论,是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可以说也是把中国人从"土"里拔出来的过程,与这种状况相对,我近年开始关心我们能否再把自己种回"土"里。而我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我担心如果中国人离开了"土"的帮助,中国人在精神、身心方面能否长久支持下去?任何社会要长期支持下去,都要有一个精神、身心的基础。     

回到“乡村”:整体性视野与中国社会研究

我们讨论相关的议题包含着我们对当下乡村以及乡村研究的某种忧虑和不安。它让我们反思,乡村的问题与乡村发展是否仅仅只是乡村的问题,或者仅仅只是一个局部的、区域性的议题。这种反思承载着我们对仅仅把乡村视为一个局部的议题感到不安。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令我们思考古人"小乱避城、大乱避乡"背后的蕴意。在城市风险加剧之际,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乡村对于中国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