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魏士家制的几个问题

曹魏“士家”是指士兵的家属,妻称士妻,于称士子,女呼士女。他们专列士籍,受到“士亡法”的制约。“士家”所生士子相承为土,士与士子世代当兵,子女则当包为婚,这就是士家制。史学界在探讨曹魏的“士家”屯田时限于资料缺乏,对士家制未作深究,本文现就管见所及,提些粗浅的看法,以资求教。     

汉代的“传”,乘传与传舍

一、“传”近年出版的《中国通史讲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册131页,引用了《汉书·景帝纪》关于景帝四年的一条史料:“复置诸关,用传出入。”作者在“传”之后,加了注音注义:“传(zhuàn撰,公车)。翻阅母本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一册第106页注语云“传,是一种通过关津的信物,象通行证一样。”那么两条不同的注文,究竟哪条准确呢?我认为后者正确,前者有误。     

唐前期的佛道势力与政治斗争

1 隋唐之世,是佛教道教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统治者的尊抑声中,佛道势力互有消长。隋代尊佛、唐代崇道都有功利动机。李唐肇始陇西,联姻鲜卑,军功显赫,以武立国。建立中原王朝之后,其旧门第自然不及山东老牌士族清显,于是,积极标榜关陇门阀相高,唐高祖对裴寂说;“前王多兴细微,间关行陈而后成功。我家陇西旧族,世姻娅帝室,一呼唱义,不三月有天下”。唐太宗亦加炫耀,贞观元年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张)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     

魏晋风度论

所谓风度,本指风格与态度,这里所论的风度是指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范,指风靡一代甚至几代的文化思潮的特征。魏晋风度就是指魏晋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确切地说,风度作为魏晋特定文化的术语,既表现为社会风范,也表现为意识形态,两者分属于世俗文化与学术文化的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后者集中反映前者,又推动指导前者的发展。     

论西汉的限田与徙陵政策的关系

西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哀帝时的师丹、孔光、何武都先后提出限田建议,后者还制订了具体的措施,但限田主要见于武帝以及昭宣时期,不过,这三代未能见于土地法令条文,而是通过设置刺史、算缗告缗,特别是徙陵政策予以贯彻实行的。以下重点论述一下武帝时期的限田与徙陵政策的关系,兼论汉初与汉末的土地政策。     

《桃花源记与诗》与历史实际

《桃花源记与诗》(以下简称《记与诗》)是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的代表作。它歌颂了桃源的人人劳动、安居乐业生活,被不少人视为乌托邦。然而,作品本身并不是作者随心所欲的任意虚构,而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自耕农土地所有权的探索——兼与郭庠林同志商榷

自耕农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阶层,他具有被剥削的劳动者与小块土地私有者的双重身份。要研究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探索自耕农的土地关系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郭庠林同志在一九八一年《学术月刊》第十二期上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及其社会身份》一文,提出了自耕农没有土地所有权与它是国家佃农的社会身份的说法,笔者深受启发,然而有些不同看法,现就正于郭同志。     

论唐代的茶文化

唐代盛行饮茶,《茶经》的问世与茶道的形成,大为强化了原有茶文化的品位,不仅与茶本身相关的种茶、采茶、煮茶、饮茶、品茶具有技术、文化韵味,而且与茶间接相关的茶具,诸如茶瓯、茶托、茶釜、茶水等等也沾上了文化色彩,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茶文化,并以跻身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林而著称于世.那么唐代茶文化的内涵表现在哪几方面呢?     

再论张鲁政权的封建割据性质

前几年,我们曾写过《关于张鲁政权性质的再探索》一文。今年,《浙江学刊》第一期发表梁赞英同志的论文《也谈张鲁政权的性质》,针对我们的观点,他认为张鲁政权不是封建割据政权,而是农民革命政权。细读梁文,我们认为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必要。张鲁政权是前期封建割据活动的继续与发展张鲁政权的建立分为两个阶段。汉献帝初平元年到建安五年(公元一九○——二○○年),这是第一阶段。张鲁奉军阀刘焉之命经营并控制汉中,为后期的割据称雄打下了基     

战国百家争鸣初探

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剧烈变革时期,时代赋予当时的思想家以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出现了学术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谱写了绚丽多彩的华章。探讨战国百家争鸣的条件与政策,总结和借鉴中国古代学术繁荣的历史经验,对于开创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是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