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疑古史学对蒙文通的影响——以蒙文通的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为例

蒙文通是疑古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古史专家。他的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既与"疑古派"学分两途,同时二者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剖析蒙氏之学并参考"疑古派"以外学人的正面性评价,对于今天正确认识"古史辨派"疑古运动具有一定的表征意义。     

重评王学学风——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重评王学学风———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路新生阳明王学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遭遇可谓大起大落：明中叶以降，王学风靡一时，遍及大江南北，学界几无不被其浸淫者。时至晚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之迅速恶化，浸润于文人士大夫意识底层之“资治”治学目的论亦迅速...     

史学主体论二题

“有了人,我们也就开始有了历史”;反之,没有人,我们也就没有历史。人创造了历史。史学家则根据人创造的历史创造了史学。所以,人,不言而喻是历史和历史学的主体。作为历史和历史学主体的人,一方面因袭着历史的陈迹,另一方面又按照自己的方式创造着现实。但人们在创造现实时却不能摆脱历史的影响。这种现实的创造和历史的影响的统一,构成了人在现实和历史面前的主体性和受动性。这是我们在论述史学主体性问题时首先须要阐明的前提。     

崔述思想体系初探

崔述,号东壁,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他以毕生精力著了一部《考信录》,因而被视为乾嘉时期考信辨伪学的泰斗。自梁启超、刘师培,尤其是自胡适以来,学术界也一直把崔述归入纯考据学者之列。但崔述绝不是一位纯考信辨伪学家。他在考信辨伪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固然堪称一代大师,并直接影响着“五·四”之后以考信辨伪称世的“古史辨”派史学,但崔述亦堪称一位思想家,其理论体系完整博大,自成一格,足以为那荒芜的乾嘉思想苑地新植一株奇葩。鉴于崔述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成就至今仍湮没不彰,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初探,以求教于方家。     

钱钟书“诗心论”的历史美学价值

钱钟书之"诗心论"着眼于"史"、"诗"之本体,既论史有"诗心",又云史诗有别。史有"诗心",明史"文"重"律"之义,"文求宫商",史文亦当如诗文可咏可诵;诗之"持"谓"止",史不仅求"律"亦当重"止",把握好史实与情感的分寸,遵守"史法",正是历史科学追求的崇高境界。钱钟书论史与诗通,但知史有"诗心",尤须知史、诗有别:史重求真,诗则虚构。以"历史美学"为视角,钱钟书"诗心论"对于历史学研究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启迪意义。     

"义"、"事"之别与"今"、"古"之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在经学史上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于孔子和《春秋》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今文家视孔子为一政治家 ,因此 ,今文家以“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方法论而重“义”轻“事”即重论轻史 ;古文家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 ,他们强调《春秋》的“史”的意义 ,故古文家重视对于六经中的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 ,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

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路新生引言乾嘉考据学与宋明理学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观点的提出，首先肇始于钱穆。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清初诸大师“皆于宋学有深契焉。……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     

“源于史实，高于史实”论——历史美学的点滴思考(一)

按照历史美学“文”“史”相通的规定性,文学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可移用于历史学,而稍稍变化为历史学的“源于史实,高于史实”。“意蕴”是史家书写历史之魂魄,而所谓“源于史实,高于史实”,即指史家按照其“心中蓝图”即“意蕴”,运用史实,表达心声,并将作品视为“自己的最美的产品”(黑格尔语)。史实一旦被史家采用,其本身就已经含有了高于史实的本质特性——因为它经过了史家的“心灵掌握”,精神“过滤”,是一种“创作”。一经“创作”为史著,就不是“摹仿史实”而是高于史实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书写尤其能够见出这一点。     

历史美学中的“类”与“典型”——兼析《后汉书》“类传法”

以历史美学的规定性为视角,“类”与“典型”相通。中国传统史学的“类传法”表现出“类”与“典型”的诸多面相。《后汉书》继承了《史记》《汉书》的类传法体制又有所创新,其以“类”传人,旨趣落在以“多”见“一”,通过“类”的集中让读者识别“善类”与“恶类”,具有历史美学规定性之诸多特点,值得当今史学界在鉴赏的同时深思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