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乡愁: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传承与重塑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库”,是传承历史文化、延续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它通过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形态反映乡村居民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民俗风情等。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包含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自发有序的空间生态、商贸互融的市镇生态、生生与共的人文生态等核心要素。但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使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出现失衡,存在着传统建筑保护与村民改善生活愿望相左、资本下乡目的与当地居民人本价值背离、村落空心化与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缺失、重视实体修复与轻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并存等多重发展困境与悖论。这需要从坚持文化整体保护理念、重塑乡村精神文化家园、激活乡村建设主体意识、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共治、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传承等多方面重塑村落文化生态,促进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与持续发展,进而助力乡村振兴。     

空巢老人心理需求与老年社会服务发展探析——基于南京市鼓楼区的调查研究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劳动力人口的流动以及人们生活观念与方式的变化．家庭结构逐渐核心化和空巢化,空巢老人越来越多。为了预防空巢老人心理痰病,提高老年人适应能力和心理素质,我们对南京市鼓楼区独居空巢老人及其社区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了解老人的心理需求和南京市老年社会服务发展现状,提出应逐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社会服务支持网络,发展老年社会服务,实现者年人的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促进社会协调发展。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以陕南G社区为例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在实现居住空间变革的同时,也使原有的互助空间、社会交往空间、礼仪空间、心理文化空间、娱乐休闲空间走向瓦解,面临从乡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新型文化空间的构建遵循了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官治”治理和社群自下而上的内生型“自治”治理逻辑,一方面,作为外生型的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通过公共文化设施的修建、文化资源的下乡、文化活动的开展实现社区文化共同体的重构,国家通过文化的柔性治理技术将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奠定了国家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内生型的自我治理机制的村落文化的延续,通过船桥会的延续、农民丰收节的开展等各种民俗节庆活动和自发的社交聚落,有效应对文化失调导致的个体化焦虑,通过增加集体记忆塑造社区共同体的情感能量,从而实现社区空间的文化治理。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唯有加强外生型他治与内生型自治的协同治理,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上下互动的和谐社区,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     

空间变革下的生计策略与养老保障 ——基于易地搬迁老年移民养老方式的考察

易地搬迁作为国家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旨在通过行政手段有计划地实行移民搬迁以解决“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区发展困境。易地搬迁中的老年移民因健康状况、文化程度、语言能力、生计方式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在安置地面临着更多困境与挑战。在市场化与新型城镇化渗透的后乡土社会,搬迁老年移民不仅面临着新家园的社会适应与融入问题,还面临着生计方式、代际支持与养老模式的变动。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与搬迁上楼后远离土地的现实,移民社区空心化现象严重,老年移民脱离土地和代际支持而转向追求自我保障和社会支持的养老策略。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使养老空间逐渐进入从家庭到自我、家庭到社区、社区到社会的衍变与扩展。因此,需要拓展老年移民收入保障渠道、完善老有所养的社会保障政策和服务体系、建立阻断返贫的监测机制与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实现对老年移民脱贫致富的共建共享,促进老年移民的养老保障与社会融入。     

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基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案例分析

国家制定的政策需要通过层级细化或再规划过程落实到地方场域,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家权力话语下的文本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目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而是呈现出多种执行偏差或走样。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基层政府单方面策略性选择造成,还受限于所嵌入的政治生态、乡土环境以及各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乡土伦理、压力型体制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影响政策执行偏离的重要因素。基层治理逻辑既遵循非人格化的科层理性,也遵循差序格局的关系理性和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在法治化社会要求规则治理的背景下,政策执行要在科层理性、关系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机制,以有效回应执行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政策本身弹性不足的缺陷,弥合国家对政策执行的总体控制和“街头官僚”在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