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下广西政治中心的选择与分省设想

唐后期,为了控驭广西西南部的非汉民族,在广西境内首次设立高层政区岭南西道,道治位于邕州,但历时短暂。从北宋到明代,在以民族因素为主导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广西的政治中心长期位于桂林。清代中前期,民族因素对广西地缘政治的影响削弱,桂林作为省会只是历史惯性的作用。清后期爆发的边疆危机,成为广西地缘政治变动的新因素,广西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成为历史发展的妊然趋势。     

近六百年来广西气候变化研究

在明清小冰期的大背景下,近六百年来地处岭南的广西在气候上也经历了一个渐趋转寒的过程,冬季降雪次数逐渐增加、强度加大。在近六百年间,广西经历了三个特别寒冷的时段,即16世纪上半叶、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19世纪中后期。虽然其间也存在着几个相对温暖的时期,但广西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是逐渐寒冷。     

清代民国时期四川社会风气演变的过程及特点

充分发掘清代民国时期四川的地方志史料,以社会风气的演变为切入点,在系统梳理资料的基础上,对近300年来四川社会风气演变的过程作了阶段性划分,同时探讨了这一演变过程所呈现出的三大特点,为我们从风气这个反映一定时期社会面貌的视角认识清代民国时期四川的社会状况及其演变情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明代贵州军粮来源考述

明成祖永乐11年,贵州布政司设立,标志着贵州正式成为中央王朝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为了巩固在贵州的统治,明政府着重从军事上加强了对贵州的控制,设置了20多个卫所,驻屯了十几万军队.如此多的军队需要大量粮食,而贵州“乃刀耕火耨之乡,素称瘠薄”,并且在明初,对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征税,后来虽起科征收,但课额极轻.正如万历33年7月巡抚贵州毕三才题称:“贵州山多田少,额赋甚俭.”因而单纯依靠贵州地区所征田税远远不能满足贵州军粮的需求.纵观整个明代,贵州地区的军粮供给情况都十分紧张,这是明朝历代统治者在经营贵州时面临着的严峻问题.为解决贵州的军粮供给,明政府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在此,笔者试图从较全面的角度来探析明代贵州军粮的供给来源,以求方家斧正.     

明代广西人口数量考证

通过对官方统计的广西布政使司所辖的民籍人口数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对未纳入统计范围的军籍人口数和大量少数民族人口数的尽可能推测,估算出明代万历6年今广西境内的人口至少已达到了400万人.     

论清代重庆在川东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

清代是重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重庆不仅奠定了作为长江上游水路枢纽的地位，而且以此为基础，成为长江上游的一大商业经济中心。同时，由于重庆在川东地区的地理优势，亦成为该区域的农业经济中心。这使民国时期重庆经济的发展具备了良好的条件，也是重庆由一个区域经济中心一跃而为大西南经济中心的重要前提     

论明清时期广西少数民族户口的调查统计与入籍问题

在明清王朝大力推行户籍、赋役制度的背景下,无论是桂东、桂中流官统治区,还是桂西的土司地区,都对相当多的少数民族户口进行了调查统计,而桂东、桂中的熟瑶、熟僮先被纳入户籍系统.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桂西改流地区的少数民族户口被编入户籍系统,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土司户口虽然仍未入籍,土官却进行了调查统计,并上报地方官府备案,成为官府管理土司地方的重要依据.     

论清代中国商人入越开发对越南社会的影响

清雍正以后开放洋禁，以广东、福建籍商人为主体的中国商人从水陆两路源源不断前往越南，他们广泛分布于越南各地，涉足越南商业、矿业的各个领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互通，成为越南税收的重要来源，并加强了两国人民的联系、文化交流和政治互动，对清代越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家治理视域下宋朝对广西边疆民族首领的调控策略

鉴于北部边疆的威胁,宋朝注重加强对南部边疆的国家治理.为达到有效管控民族地区的目的 ,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积极招纳广西边疆民族首领归附,并构建符合民族地区特点的职衔管理体制;对竞争失败、不稳定和主动内徙的民族首领进行接纳和异地安置,形成对边疆民族首领的钳制、威慑和吸引;通过赏赐民族首领钱米、食盐和开通博易场等手段,带动少数民族形成对宋王朝的经济依存关系;在民族聚居区建立"城—寨—堡"的军事镇戍体系,形成震慑民族首领的后盾.此外,还逐渐推动民族地区司法的转型,使传统争端解决机制由适用民族习惯法向王朝法制过渡,限制并削弱民族首领的审理权.     

宋代广西人口数量考证

针对官方统计数的缺漏 ,对宋代广西几个时期的民籍人口数进行了估算 ,并从广西土丁征发的角度对这一数字进行验证。对于大量未纳入官方统计范围的少数民族人口 ,根据峒丁的数量作了初步测算。而对于军籍人口 ,则据禁军、厢军的人数进行推测。最后估算出北宋元丰时广西的总人口至少已达到 16 0万 ,崇宁元年时至少已达 2 0 0万人。到了南宋初期 ,今广西境内的总人口应达到 30 0万人 ,到南宋末期 ,这一数字更是达到 35 0万人 ,而不是许多学者经常引用的 10 0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