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以及历史认识的再思考?

什么是历史以及历史认识是否可信,一直是史坛争论的焦点。《说文解字》、《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导论》都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解答。而事实上,过去的一切皆为史;而历史认识也只是相对真理,历史实际的纷繁复杂性、史料的不完整性和待考究性以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都决定了不能完全认识历史。但历史认识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制度原因探析

抗战时期,促使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的主因有二:一是财政危机；二是严重的粮食问题,尤其是后者,实为政府最终实施田赋征实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它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特殊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与其说是国民政府自身调整政策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战争逼迫下的产物.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善后中的战和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到南京即扣押了张学良,同时对西安进行政治分化与军事威胁,企图用武力实现“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西北形势迅速恶化。对南京方面,究竟是“战”还是“和”?西安方面内部分歧较大。身为西北地区最高负责人的杨虎城,由于自身实力较小和受中共态度的影响,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总体上是主战大于主和。杨虎城的主战主张对于争取张学良回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和抗日大局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对此,“千古功臣”杨虎城是有所认识的,只不过不愿放弃昔日的好友。     

西安事变爆发之必然性与偶然性

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历史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偶然性中也蕴含着必然性,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历史正是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中不断演进。西安事变前夕,民族矛盾上升,团结抗日成为社会的一种潮流。蒋介石抗日步伐迟缓、加速剿共的做法,必然激出事变。它通过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扣押蒋介石的偶然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对西安事变后"二二事件"影响的再认识

"二二事件"的影响具有多重性.它削弱了"三位一体"的力量,特别是东北军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该事件是一个应该否定的事件.但是,从抗战的大局出发,它却在客观上加速了西安事变善后和平解决的进程.不过这种解决是在削弱抗战力量的情况下实现的,故对该事件所起的作用不应估计过高.     

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之原因分析

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原因如其成分一样颇为复杂，既有自身原因，亦是国民政府政策主导的错误，也有中共政策的失误，其中自身的诸多缺陷是其失败的主因，而作为当政的国民政府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中国的另一大党中共亦应负一定的责任。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粮政之相似性研究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粮政之相似性主要有三:实施背景的一致性;实现目的之相同性;政策实施迂缓的相似性。两党粮政都是成功的,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之,从粮政的视角分析抗战胜利的原因,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博弈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博弈可以看成两人在对日对共政策上的较量,是"攘外后安内"政策与"安内后攘外"政策的博弈.张学良认为先"攘外"后"安内",主张"息内战,御外辱"、"息内争,求和平",停止"剿共"内战,一致抗日.这种主张可视为对蒋介石"安内"政策的反驳.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失败后,意识到解国难须另觅新路.当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局面形成时,蒋介石继续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激化了双方的矛盾.自此,两人的博弈拉开帷幕,而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对蒋"安内攘外"政策的一种正面反抗.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运输制度之研究

抗战时期,为了解决粮食运输问题,国民政府从上至下设置了相关的粮食运输机构,并对粮食运输施以必要的管理。针对粮食运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力图改善,然因财力、人力、交通等诸多因素制约,效果并不显著。在特殊之战时,对国民政府的粮食运输制度不应苛求,它基本上完成了自身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