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交往与政治信任——基于JSNET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2009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调查"数据,考察了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个体网络交往和公共参与交往对居民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春节拜年网和社交餐饮网指标对政治信任水平无影响关系甚至存在负面影响,但是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和社团参与程度,与政治信任水平存在正向关系。因此,发展社团组织、鼓励群众关注公共事务,是提升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的有效渠道。     

求职过程的微观分析：结构特征模型

本文将人力资本理论、地位获得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微观求职过程，研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特征结构变量之后，教育回报率显著下降，显示了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有不同的影响；体制分割下，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求职结果的作用强度有着显著差异。     

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和社会效应——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实证发现

聚焦中国西部地区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及其社会效应。通过对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并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加强因果推断,最终得到两个结论：第一,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中,空间聚居、民族文化、家庭结构和个体特征发挥着重要影响;第二,族际网络具有丰富的社会效应,可以优化社会资本和促进民族团结。无论族际聊天还是族际友谊,这种跨越民族边界的社会交往,可以显著扩大网络规模、提高网络顶端、增加网络差异和提升网络均值,由此优化个体社会资本,并显著促进民族团结。未来民族工作需要关注空间聚居和民族文化对族际网络的潜在制约,并且充分发挥族际网络所蕴含的社会效应。     

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模式：线上与线下的对比研究

数字时代的人际交往突破了传统的面对面交往形式,产生了大量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社交。线上社交与线下社交成为了数字时代社会资本来源的双重动力,同时产生社会效应。基于对代表性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与线下社交相比,线上社交能让个体获得更丰富的社会资本,在网络规模、网络差异、网络顶端和网络范围等方面均大于线下社交;其次,数字时代的社交模式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例如,高教育水平和高收入群体更倾向于线上社交,从而在积累线上社会资本方面具有优势;最后,以线上为主的社交模式以及线上线下均衡兼顾的社交模式,均有助于提升社会信任,目前尚未发现存在负面的社会排斥效应。这些发现意味着,数字时代的新型社交模式一方面能有效拓展个体的社会网络资源,提高社会信任;另一方面,社会交往模式的群体差异也提示我们应当重视数字时代的数字不平等、数字鸿沟等现实问题。     

餐饮网社交功能的中日韩比较

餐饮聚会给人们提供了社会互动的机会和环境,促进了个体和社会的融合,由此产生了稳定的人际关系,被称之为社交餐饮网。基于东亚联合社会调查2012年数据,探讨餐饮网情感性功能和工具性功能在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异同。通过社交餐饮人们加深沟通、增加信任、提升幸福感,是其情感性功能;而通过社交餐饮人们增加新的朋友,拓宽网络,提高跨阶层的资源整合能力和高层资源的获取能力,这是其工具性的功能。数据分析表明,三个国家中餐饮网的情感性功能从强到弱的排序是日本—韩国—中国,而工具性功能从强到弱的排序是日本—中国—韩国。可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儒家文化渗透程度来解释这些实证发现。     

社会网络资源及其收入效应研究：基于分位回归模型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网络中人情资源大于信息资源对入职收入的影响力,人情加信息资源对入职收入的影响,证实了社会网络资源与收入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不同制度环境与竞争条件下,社会网络资源的收入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实证研究的结果初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相关假设。     

互联网使用与青年群体的身心健康：人际交往与网络依赖的中介效应分析

文章关注了互联网使用状况与青年群体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总体能够提升青年群体的健康水平，对其身心健康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身心健康的影响部分通过对现实人际交往改变以及网络依赖程度两条路径来实现。一方面，互联网的使用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改善人际关系，对青年群体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频繁的互联网使用也会导致网络依赖程度增强，造成网络成瘾、迷失现实等不良的互联网使用后果，从而对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研究总体支持了互联网使用的积极效应论，即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的总体影响利大于弊，但仍然需要警惕不良的互联网使用习惯，从而更好地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作用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