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的完善及其与道义理性的对接——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

古典经济理性理论在两个方面一直存在着解释力不足的难题,其一是如何解决利益通约性问题,即不同主体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对利益在质与量方面的理解如何通约;其二是如何解释利他的行为。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经济理性理论可以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有力的回应。但面对"什么是更值得过的生活"这样的学理问题,经济理性解释理论本来在诸多情况下就缺乏说服力,将其置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野中进行审视,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则更为凸显。认知神经科学与经济学、哲学的跨学科研究表明,经济理性与道义理性的对接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

源自西方的法律父爱主义理论主张政府在某些领域为了公民自身的利益可以不顾其意志而限制其自由或自治。结合中国问题意识,本文将它概括为“政府对公民强制的爱”。该理论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法律规范与社会现实颇有契合之处,且与中国当前注重以人为本的新“民本”理念相适应,因此有广泛的适用空间。但是为了防止该理论的滥用,防止将人由目的变成客体,需要将其限定在不得侵犯作为基本权利核心的人性尊严的范围内。     

论对本人档案的知情权

知情权是复合性权利,其范围已从传统的公法领域扩展到私法领域中主体地位不平等的部分。本人档案与本人的程序性权利乃至实体性权利关系重大,当事人对其一无所知将导致其权利被侵犯。现在我们实行的不让当事人知情的档案管理制度其实是没有合法性依据的,其显然也违反程序正义的原则。     

西部开发与发展权

发展权是个体利用社会物质文化条件充分发展自身以实现自身价值的权利。在西部开发中 ,保障和实现西部人民的发展权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部开发有利于实现西部人民的发展权 ;反过来 ,保障和实现西部人民的发展权 ,必然促进西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要保障和实现西部人民的发展权 ,必须在法律上作出明确的规定 ,以保证西部发展的连续性开拓性 ,使西部开发能更加顺利地进行     

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与地方性法规的冲突及解决

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与地方性法规的部分规定之间存在内容冲突的现象。这是当前党规与国法衔接协调不充分的直接体现。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涉及地方性制度间冲突化解机制、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标准和备案审查衔接机制的规定不够清晰明确。为高效化解两类地方性制度间的冲突，助推二者衔接协同，相关部门亟须在厘清二者关系的基础上，从明确行为规范和创新完善运转机制两方面出发，建立一套系统性冲突解决方案。该方案既要明确合法性审查的具体意涵、制度间冲突化解的取舍规则以及冲突处理的具体方式，又应从事前统筹、事中控制和事后保障三个层面出发，建构和完善冲突解决的常态化辅助机制，系统解决地方性制度间的冲突。     

数字化时代个人信息的治理结构及优化

在数字化时代，我国个人信息治理结构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面向。在个人信息治理中，现有的治理结构存在信息处理者告知缺陷、信息主体同意困境和规制者介入困难等障碍。数字差别赋能个人信息治理参与主体，以及不同的信息处理者具有私权力和公权力的差异是影响个人信息治理结构的内在机理。个人信息治理结构的优化应当遵循合作治理的基本理念，促成多元主体的实质性参与，并以平衡三类主体的能力差异为目标。在实现方式上，可以通过设置信息处理者的差别告知，增强信息主体的数字理解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明确规制者的个人信息治理目标，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实现个人信息安全高效流动，最终优化个人信息治理结构。     

刑事司法人工智能信任及其构建

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人工智能会面临不被信任的现实困境。目前，公众对司法人工智能的质疑主要集中于违背“同案同判”原则的“算法歧视”。然而，“歧视”并非人工智能所特有，它往往从过往决策者(法官)裁判中继承而来。在完成诸多特定任务时，人工智能往往比人类法官表现更优，在决策的准确性、检偏去偏以及不同目标权衡上具有巨大潜力。面对刑事司法中人工智能不被信任的困境时，我们更应关注感知层面的公正匮乏问题。究其根源，导致人们对司法人工智能不信任的因素主要有：司法大数据导致的“不公”易于识别、人工智能缺乏权威合法性和程序中缺乏感知正义。因此，为提升公众对司法人工智能的信任，应坚持具有权威合法性的法官的决策主体地位，同时采用人工智能增强法官能力，提高司法人工智能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