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高丽朝祀孔制研究

朝鲜高丽朝（918—1392）是朝鲜半岛第二个统一王朝,其在儒学与礼治政治思想不断发展深化的背景下,移植中国制度实行了祭孔释奠礼,此为朝鲜半岛祀孔之始。高丽朝祀孔制影响了朝鲜半岛教育观念与形制的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朝鲜半岛文化的儒家化转型。     

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丧祭礼俗——以《海行总载》中的记录为例

在《海行总载》中,朝鲜通信使记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丧祭礼俗.受佛教薄葬观念和轮回转世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普遍实行佛教火葬,对逝亲实行超度追荐仪式,对共同祖先神、自然神、英雄神则实行神道教祭祀,而对神的祭祀重于对逝亲的追荐.朝鲜通信使认为这样的习俗不符合儒家丧祭理念,因此予以了全面的否定,进而认为日本人是无君亲、悖礼无识之民,日本是“禽兽之域”,其原因则是统治者的失教和性理学不畅其道.这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主观评判,体现了朝鲜通信使面对异质文化时的封闭性价值体认和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     

论德川时代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宾礼仪——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中心

在《海行总载》中,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接待宾礼仪基本分为日常接待礼、藩地接待礼和将军国宾礼三种。在古代东亚秩序下,这些礼仪活动既是敦睦邦交的体现,也是朝、日间国家关系的佐证。通过礼仪形式可见双方礼仪对等,但从具体礼仪之争和国宾礼形式中的不对等色彩来看,日本对朝鲜具有一种上位意识[1](107~108),体现出视朝鲜通信使为朝贡使的"日本型华夷意识"[2]。     

高丽礼制研究

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高丽礼制建设主要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其架构了五礼体系,同时又纳入了佛道"二氏礼",形成了特殊的礼制格局。高丽礼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功效,在朝鲜半岛礼制建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朝鲜半岛儒家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高丽王朝凶礼制度分析——兼论对唐、宋制度的效法

在中华先进文化和礼仪文明辐射下,朝鲜高丽王朝(918-1392)为实现儒家礼治政治目标,效法中国制度进行大规模礼制建设,作为中国礼制核心内容——五礼制度之一的凶礼也在高丽朝初具体系与规范。高丽凶礼条目共十一项,主要是国恤、丧葬和服纪制度,其内容与形式既体现了对中国制度的效法,又因本土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家庭结构等的特殊性表现出儒佛杂糅、缘情定礼的自身特点。高丽凶礼建设具体而真实地反映了朝鲜半岛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王权,意欲实行政治文化礼治化、社会伦理思想儒家化的历史过程。     

论朝鲜族饮食及其文化特征

任何民族的饮食文化都是在独特的自然风土环境及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中孕育、发展而来的,同时又伴随着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延边朝鲜族人民在继承民族历史传统的基础上,依托本地自然条件,不断汲取汉族、其他少数民族及朝鲜半岛(韩国)的饮食文化元素,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朝鲜族饮食文化,其尚天然、重食疗、融多元的饮食文化特征,在中华饮食中独树一帜,为民族事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饮食文明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     

论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衣冠服饰礼俗——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例

朝鲜通信使在纪行文集《海行总载》中记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衣冠服饰礼俗,他们认为:日本社会根据身份不同而有大体的衣冠等级规范,但同时又普遍穿着斑斓彩衣、不戴冠巾、无靴鞋履舄、跣足而行,且衣制"不秘"、俗尚染齿,全社会无丧服法度,这些都完全不合儒家"别上下、防男女、去夷狄"的衣冠伦理;更甚者,行外交接聘之时,日本也体现不出衣冠威仪及君臣之别。朝鲜通信使从儒家礼义的角度批判了日本的衣冠礼俗,并据此认为日本人是"诡怪"、"巧伪"、"蛮夷"之民。这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主观评判体现了朝鲜通信使面对异质文化时的自我价值体认、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以及因日本发动侵朝战争而产生的对日本根性文化的怀疑和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