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伯龙《无何集》鬼神观简析

作为我国无神论史上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相比同一时期的王夫之等人,熊伯龙很少为人所提及,他的无神论著作《无何集》一书也是在他辞世近百年之后才得以面世。但是,熊伯龙的无神论思想承前启后,在无神论思想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位置,因而对熊氏无神论思想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在把握熊伯龙思想的基础上重点对《无何集·鬼神类》进行分析,呈现熊氏关于鬼神之道的基本认识及其以无神论为工具的缕析鬼神观念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宗教世俗化背景下新兴宗教传播探析——以巴哈伊教为例

新兴宗教信徒人数剧增的原因之一是其在宗教传播进程中采取了与传统宗教截然不同的传播方式。而宗教世俗化概念所表征的宗教“去神圣化”过程为观察这种传播提供了具体的背景。分析以巴哈伊教在社会现代化进程条件下的传播,可以理解新兴宗教在宗教世俗化浪潮中是如何通过独特的传教活动汲取生命力并重构宗教生活的。     

平等与富民：谭嗣同早期宗法礼制思想析略

礼制是维护宗法制度稳定运行的要件。谭嗣同早期宗法礼制思想以议礼为主，在“器体道用”观指导下进行的对晚清社会没落宗法与异化礼教的批判是其思想主线。从“继别为宗”结构下失衡的尊亲关系出发，他初步提出“不分嫡庶，皆称别子”的宗统设想；通过溯源“为人后”到兼祧制的历史与礼典根基，他批判晚清独子出继与兼祧引发的社会乱象。他变通的宗法观旨在提升个体的平等，“复于古”的礼观又将富民的民生问题放置于礼教之先。最终，以倡民权、兴民生为旨归的宗法礼制思想显现出“礼情并蓄”的人文色彩。     

康有为智性论统摄下的成圣理路及其困境

康有为的人性论以智为核心,智不仅是性的基础、内容,还是引导人性善恶走向的依据。康有为追求的圣人境界表现为"大仁大智",基于此,他提出学以积累智性、礼以持中智用的工夫论。学与智具有单向的促进关系,出于性所内具的天然性,后天的学无法从本根处扭转智性。就此而言,学的工夫在智的本质上是无效的。礼与智具有阶段的互显关系,作为学之对象的礼在本质上是圣人智用的体现,但最终会随着人类智性水平的提升和大同世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走向消亡。归根结底,这是由康有为变化的人性论导致的,是其后期社会理想吞噬了其前期修养目标,他的成圣理路也由此仅残留理论上的矛盾性而难以付诸实践。     

石里克语言分析与禅宗超语言

自惠能以来的中国禅宗,无论是在自我修行的内在证悟方式上,还是在接引弟子时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手段上,皆闪烁 着“不立文字”的影子。通过杜绝语言文字对真如妙法的曲解进而引导信徒透过内心之虔敬而到达智慧彼岸。相较于西方20 世纪开始广泛流行的以石里克等人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在探究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前景时,提出对哲学问题进行语言分析, 从而解决哲学体系中的形而上学问题,这与中国禅宗之“不立文字”似有相反而又相通之处。在双向研究禅宗的超语言逻辑与 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分析路向的基础上,对二者通而不同之处进行研究,以求获得新解。     

何以为家：新国家与旧礼制和解中的民族复兴

辛亥革命后，各类塑造独立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此消彼长。新的主权国家如何跳出“中体西用”的纸上谈兵，并建立有效的模仿机制和实用的文化体系，以重塑中华民族的国家气象与文明血脉，是摆在时人面前的急题。进而，民族主义在政治、知识、社会各界被全方位推广，最终既是意料之外又似情理之中地拉来礼制改革的诱饵，培植出传统中求发展、新学中涤文脉的时代品格。改造礼制与重造国民的民族主义式结合赋予民国礼制现代化内涵，并在知识精英的铺垫下、政治权力的推行下和农村社会的疏离中逐渐落下帷幕，而民族复兴的探索之路仍将在曲折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