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

关于孔子,毛主席早就有过这样的指示.他说:“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史学家范文澜同志曾经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也对孔子作过评价.他说“中国封建时代过去了,当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也跟着过去了,但孔子对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未失去.”又说:“孔子基本上是个大教育家,他一生在学习、在思想,在温故知新,在诲人不倦.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教育和行为方面的经验.”范老还认为,对于孔子某些好的“格言和公式”,及他那种繁富的“学说”,如果照毛主席所指示的“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排泄其     

李秀成《书供》原稿未被撕毁——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关于《书供》原稿的真伪问题,我在1979年曾写了一篇题为《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简称《考辨》)与荣孟源同志商榷,刊登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上。还在《考辨》未发表之前,《学术月刊》1981年第三期发表了罗尔纲先生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序》(简称《注序》)一文。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评论我和荣先生关于《原稿》真伪问题的讨论。在《原稿》确系李秀成的真迹这个问题上,罗先生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不同意我所说的“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的论断。他持三点理由就这个问题来和我商榷。本文就是对罗先生“商榷”的再商榷。     

奕诉与倭仁围绕同文馆问题的一场斗争

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奕诉与倭仁围绕着同文馆问题的较量,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激战。本文认为,洋务派在这场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同文馆的设立及其发展,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均起了一定进步作用。     

三与荣孟源先生讨论《李秀成供》问题

荣孟源先生写的《再谈<李秀成供>问题》(下简称《再谈》)一文在《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一期发表后,笔者连续写了《与荣孟源先生讨论<李秀成供>问题》(下简称《一论》)及《再与荣孟源先生讨论<李秀成供>问题》(下简称《二论》)两文,分别刊登在《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一、二期。惟因篇幅所限,还有些话没有说完。兹再撰此篇(简称《三论》),以为补充。     

《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补述

荣孟源先生在《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下称《考略》)一文中,从七个方面论证《书供》原稿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将其删改后派人重抄的“冒牌货”。我也写过《李秀成<书洪>原稿考辨》一文和他商榷。惟因篇幅所限,拙作对该文所说的《刻本》采用〔〕号的看法未加论列。现就这个问题补述如下。 《考略》第六节的末段说:“曾国藩制造了这个《稿本》,冒充李秀成的真迹,其大段删节之处,在《刻本》末尾加以说明,其个别改动字句,也用〔〕号标明。《刻本》中共有〔〕号十六个,在正文中十三个。如《稿本》‘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一句,曾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刻本》作‘〔遂〕被[曾帅追兵]拿获’,借以表示曾国藩‘正大光明’,从而也就掩饰了他篡改李秀成真迹的大罪行。”《考略》第七节还说,《刻本》〔〕号中的字,“是曾国藩派人抄录此《稿本》时加的。” 《考略》是把《刻本》所用的〔〕号(主要是正文中十三个)当作曾国藩为了“掩饰”其“篡改李秀成真迹”的罪行而制造的假相看待,但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据我考察,《刻本》正文用的十三个〔〕号都是各有其原因和作用的,它们与篡改真迹并无关联。原因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种     

孙中山早期思想发展道路问题别议——兼评“改良主义道路”论者的几个观点

过去凡是论及孙中山思想发展道路问题的,一般都认为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有的说是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以前),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在这以后,他才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逐步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1924年国共合作,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又由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换言之,就是认为孙中山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从改良主义到旧民主主义,再到新民主主义。 笔者认为,孙中山对中国的政治变革,他的主导思想一直是革命的,思想发展的过程只有两个阶段,一次转变。即他原来是服膺于白己所刨导的旧三民主义,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又由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转变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热心赞助和积极实行者。而1924年重新解释三民主     

“李秀成伪降新证”不足为证——兼论罗尔纲先生的“伪降说”

关于确认李秀成《书供》原稿(以下简称《原稿》)是他本人的真迹这一点,我和罗尔纲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对李秀成是真降还是伪降的问题,我们在看法上有根本性的分歧。为了证明李秀成是伪降,罗先生曾经写过不少的文章。1981年3月2日,他又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一件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的文章,来证明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口碑毫无史料价值,它不能作为李秀成的伪降的“新证”,更谈不上是什么“铁     

《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页序正误

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反革命的地主武装湘军攻陷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历时十四载的农民革命运动,在中外反革命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据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家中发现的“李秀成供”记载,在天京城破的那天,李秀成为了要救护幼主,“将战马交与其坐”,自己“另骑不力之马”.先去辞别家人,然后“带主而上清凉山躲避”.是日三更之后,他又“舍死领头冲锋”,护幼主从城墙缺口冲出.因城外湘军“营营炮发、处处喊声不绝”,他“与幼主两下分离”.“走到天明,人人俱散,马不能行.那时无法,是以逃上荒山暂避”.结果他在山上被人发现了.后因奸民争夺他带在山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湖南新宁李源发起义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人民群众看穿了清朝纸老虎的真面目,不断掀起反抗斗争。到了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更是层出不穷。而在南方,则以湖南省新宁县李沅发起义的规模为最大,其影响也深。 李沅发起义爆发于道光二十九年十月(1849年11月)。两年以前,新宁有过雷再浩起义。该县举人江忠源是创办团练镇压雷再浩起义的著名刽子手,并“以功擢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