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理念的中国管理C模式解读

"创新"发展理念的践行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古典哲学从儒、墨、道、法、兵、易、禅等学说为创新提供了"仁义"的价值内核、创新主体自由发展的驱动力、"德性管理、实践理性"的方法论、尚贤尚同的组织原则、"权变、逆向、谋算、质疑、直觉、发散、非线性"等创新思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创新过程管理、"知行合一"的创新实践机制,"超越"的本质精神,以"整体性""导向性""动态性"的文化管理体系推动创新的生生不息。进一步整合西方创新理论与管理工具,则构建了中国管理C模式的创新管理系统模型。阴阳变易法则推动创新元素的融合转化与裂变,形成开放式、协同式的"有机组织",推动全面创新及自主创新。中国管理C模式实现了创新管理的价值性、工具性、实践性的统一,为大众创新提供了管理哲学视角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     

当代中国腐败犯罪的刑事法治理——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确立了全面的反腐败法律机制,对于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积极履行了缔约国的义务,对我国的相关刑事立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总体上顺应了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化趋势.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关于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刑事法网粗疏、刑罚过于严苛的问题,尚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基于中华文明本体创建人类文化共同体

德性是中国文明之本性所在,“天下观”具有独特性,“多元共生、和而不同”奠定整合多元文化的思想基础,与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为当今时代的世界文化治理提供启示。中正平和、以人为本的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有补偏救弊之功,有助于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推进文明交流,加强“一带一路”文化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型文化治理的现实路径。     

终身监禁的性质、适用与前景

终身监禁是依附于死缓与无期徒刑执行制度而存在的,既属于死缓执行变更情形、又属于无期徒刑执行方式,适用于贪污受贿犯罪的特殊刑罚措施。终身监禁的适用对象应限于极少数确实无法矫正的贪污受贿的犯罪人。终身监禁的犯罪人在死缓考验期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减为25年有期徒刑,终身监禁不再执行;在死缓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存在重大立功表现的,终身监禁仍需执行。除依法减为有期徒刑外,对终身监禁的犯罪人排除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我国刑罚结构"生刑偏轻"的问题已经解决,死刑替代措施在我国并无存在基础,终身监禁只能作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废止前的过渡措施,不宜扩展至更多犯罪,在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废除以后,终身监禁也会最终走向消亡。     

危险驾驶行为入刑:原因、问题与对策

危险驾驶行为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所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我国刑法.意图通过刑罚严惩危险驾驶行为,以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危险驾驶行为一律入刑与刑法的谦抑性以及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相悖.司法实践中对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认定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相应的限制解释,综合考虑行为人危险驾驶的具体情况,避免将一切危险驾驶行为入罪.     

和谐社会轻罪刑事政策的完善

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重视轻罪的妥善处置,树立宽严相济、宽缓为主的理念以及惩罚与矫正相结合、重在矫正的理念。我国现行轻罪刑事政策存在一些明显不和谐的因素,包括劳动教养制度以行政处罚之名行刑罚之实;过于倚重监禁刑,社区矫正刑太少;自由刑的执行重惩罚和隔离,轻教育改造。应当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予以完善：从立法上实行重罪和轻罪的分类;从根本上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制定保安处分性质的《违法行为矫正法》;立法上完善社区刑罚的设置,司法上和刑罚执行上提高社区刑罚的适用率;建立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文明比较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霸权是与经济霸权、政治霸权相当的一种霸权方式,在理论、文化外交、舆情实践等层面排斥和挤压他国文化,威胁他国文化安全。在文明比较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文化安全观的价值旨归,内含“和而不同”的文化秩序观,促进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大学、中学、小学等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党员、社团组织的学习教育中,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阐释与传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中激活文化基因、凝聚共识,开展文明平等对话,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以文化共同发展促进文化共同安全,是提升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举措。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规制

传统社会全面“数字化”引发网络犯罪的全面爆发。黑恶势力犯罪借助网络的发展出现网络化和网络异化，由此形成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确定性的特点决定了法教义学应成为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规制问题研究的基点。在法教义学类型化思维的视域下，网络黑社会与网络恶势力仅在非法控制特征方面存在区别。鉴于网络因素导致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在组织形式、行为手段等方面与传统黑恶势力犯罪存在诸多差异，司法解释及时作出了相应调整，但这种象征性立法存在执法不足的功能不彰加之司法机关机械性释法，导致实践中处理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方面存在芜乱。基于法教义学的立场，刑法理论应以规范的客观解释论重新检视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条文的关键词，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组织特征的认定宜采取实质判断。在网络黑恶势力犯罪非法控制特征认定方面，应以该组织是否对网络秩序形成控制作为标准。鉴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手段多采取滋扰型软暴力的现实，针对软暴力的认定，宜作体系化思考，在结合主观特征、客观特征与心理强制特征的基础上综合判断，并坚守滋扰型软暴力只有在黑恶势力实施的情况下，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可罚性的政策调控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