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解构主义与被解构的“发展” ———解读《遭遇发展》

现代性的诞生,意味着浪漫主义的逐渐消逝。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巴西利亚的建造标榜了人类对社区地理规划的开始;包豪斯风格的发展呈现了人类关于功能与技术要求的回应;科学林业的普及,唤起了人类对整齐与一致性的追求;医院、学校、监狱和工厂的制式化管理,加剧了人类对时空规则的依赖。的确,现代化象征     

发现灾民:灾害心理问题的构建

汶川地震之后,灾害心理干预实践和话语成为专家、官僚、非正常心理学知识所主导的场域,而受灾民众则被边缘化为等待解救的“无助病人”。从灾害心理干预的理论范式和实践形态探求这样一种机制得以形成的原因,可以发现仅仅将灾害视作一种刺激物的应用科学心理干预范式以及在现代性生境下对健康心理的界定共同忽视了灾害与人之间社会的、文化的相互关联性,忽视了受灾民众应对灾害的心理弹性,从而将受灾民众的灾害心理状态问题化。     

人体触觉经验因素在产品设计创新中的应用

触觉作为一种基本的感觉经验,是人们进行设计创造活动的重要内驱力。产品功能设计中要考虑的触觉经验因素主要通过材质、外形尺寸、操作用力等方面体现。触觉经验在触觉审美设计和模拟触觉设计中的应用有助于现代产品的设计创新。     

灾害应对机制中的发展主义“框构”——以汶川地震灾害应对与甬温线高铁事故处理为例

［摘要］在追寻现代化的进程中，灾害应对也成为贯彻发展主义元叙事的一个契机。无论是面对自然灾害还是技术灾害，国家都有意识地通过一套日益成熟和完善的应对机制将其转译为发展主义与管理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并将其与治理合法性、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等宏大叙事勾连在一起。这一机制运作的结果是，灾后应对成为维护发展与技术控制的过程，灾后重建意味着受灾地区接受迅速的资本重组和商品化干预。正视这一应对机制的去政治化内涵，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思考灾害应对的价值与旨归。     

Super Normal:关注日常生活的设计哲学

Super Normal这一设计理念是希望设计能回归本源,发掘生活的本质,真正改善人造物环境,其核心是Normal,倡导的是一种日常生活的设计哲学。在消费时代,Super Normal是对历史文化中优秀造物传统的辩护、强调和继承,要求设计师对设计投入更多的理性思索,回归本源。作为一种创造活动,设计既不能脱离历史条件,也不应背离人的基本价值需要。     

从断裂到弥合——国家主导型发展干预过程中的日常政治

基于整体和抽象考虑的政府干预常常是简约化的,与村民的真切生活世界存在显著的不连续性,然而这些干预最终都能成功地对乡村社会以及村民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干预实践中所主要涉及的两大行动主体——政府和村民之间如何互动,从而使这些干预得以“顺利”实施呢?研究表明,有三种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基层政府机构内部形成了一个弥合不连续性的场域,为干预政策的变通留下了很大的可操作性空间；二是村民通过乡村社会的非正式体系将干预的界线内化、纳入自己的生活世界并进行重塑；三是双方通过对“未来”的许诺和信任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取得一致.     

“当官的欺负人”

2009年3月时,我以一个援建者的身份在某灾区基层单位参与一些日常工作。和其他灾区一样,当地的灾后重建工作中也包含了开发性工业园区建设、道路等公共设施建设、社区安置房建设等重要内容,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农地征用和农房拆迁。征地拆迁工作在近几年屡屡成为媒体、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力量关注的焦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基层政府所面临的风险。尽管有灾后重建这一惹人同情的推进理由作为背景,农户（农民）、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村干部以及政府政策这几种主要力量依然因补偿的方方面面生发出不计其数的冲突。     

权力形变与资本迁移:发展主义语境下的国家与乡村关系———以四川板村工业园区环境污染纠纷调节机制为例

四川板村工业园区污染事件的处理过程及结果,折射出现代化浪潮之中,农村工业园区管委会、企业以及乡村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并直指这一关系产生的历史源头与政策支持。主流观点认为,“服务型冶政府确立之后,一系列政策都旨在重建农村、改造农业、造福农民。文章将针对此背景下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新形式,提出其遵循发展主义逻辑的实质:随着国家权力形态的转变,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逐渐从通过行政力量的统治直接征取税费,转变为通过推进乡村社会的商品化、工业化,将乡村社会本身纳入商品化的范畴中,并依此完成乡村服务于城市建设乃至国家发展的过程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