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应旒《敬呈管见折》的思想价值

《敬呈管见折》是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1879年7月23日所上的一件有影响的奏折.当时清廷不仅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对于罗折“妥筹具奏”,而且时隔不久,8月5日便有谕旨“罗应旒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委”.     

我国农村信贷市场重建的合作制基础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农村金融发展尤其是农村金融市场建设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国农村有普遍的存款服务和汇兑服务,但缺乏有效率和规模的信贷供给。如何重建农村信贷市场成为制约农村金融市场建设的关键因素。通过对农户信贷需求的满足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在目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小农经济与市场化的矛盾成为制约农户借贷供求的根源。突破这一制约的有效途径是发展合作经济和建立"农民所有"的合作金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社会主义的共性和中国特色的个性相结合,体现出共同理想是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各方面的思想观念汇集而成,主要来自伦理道德、教育、经济、政治四个方面.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参与综合国力竞争,是传统文化当代化的现实意义.增加财富、改善生活是"以人为本"的基本点,和谐和公平两个思想观念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与经济原则

经济是产业和政策;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意识形态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益最大化是用数学求解经济学问题的一种方法;市场出清是供求的理性状态;效率是生产的客观要求。斯密给出道德自律下的道德人,边沁给出法律他律下的守法人,一个经济人必须是道德人+守法人+经济人。凡勃伦说的"制度"近似于意识形态,诺斯说的"制度"是个较完善的概念(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道德+守法)。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不能回避它;意识形态的自主性是现实的,但又是有限的。哲学上看,最优化问题展示出辩证法。概率和数学规划一同出现在非均衡模型,可认为这是自然组合。效率必须与收益相结合才有统计意义。文化与制度变迁需要进一步思考。     

晚清的经济变革与难题

晚清的经济变革，是近代中国带有历史性转折特征的大事。既属于变革，相应地也就必然出现极难解决的问题。在这场变革当中，哪些难题对深化变革具有阻碍作用，这是本文想要来探讨的。一、经济变革申以五行业为导向的近代化趋势晚清的经济变革，以工业、金融信用业、交通运输业、两业、农业为导向，十分明显地表现出近代化趋势。工业的近代化，以民用企业为例，从制这业看，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共设立808家；从采掘业看，创办资本级在1万元以上的共设立145家。这953家工矿企业，经营形式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和中外合办五类…     

当代中国的农业问题

"三农"问题关键是农业问题.需要讨论个体经济、单干经济、私有经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公有经济等概念.家庭承包制是"公有地单干"性质的新型农户单干.目前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代表它的是"公有非合作模式"的集体化.农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价格和就业两个领域,发展农业要关注经济效率.与就业和价格相关,农业劳动力过剩引出农民问题,农业纯收益分割引出农村问题.     

略论李鸿章与清流派

所谓清流派,是指光绪初年一批标榜风节、纠弹时政的京官聚合成的一个政治集团,其在中法战争后期解体。李鸿章与清流派关系是反映李鸿章在晚清社会舆论中处境的一面镜子,实有进行探讨之必要。一清流派活跃时期,正处中外交涉事件迭起环生,无岁无之的岁月。因此,不论是李鸿章还是清流派,他们的对外思想,都产生于这一历史大背景。     

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移动引发的思考——两宋定都作为总变化轨迹上一个关键点

两宋定都涉及中国经济中心东移和东南移。首都与经济中心位移的总变化轨迹反映出:从西北到华北,到东南,再到华北。由此思考3个方面的问题。(1)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例如,从财政货币政策有助于中原地区发展经济角度理解王安石变法;宋代土地政策推动了货币经济在社会中的普及进程。(2)西北地区与东南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具体差别从自然、经济、人的因素等不同角度反映出来。(3)设想经济中心移动问题的研究思路,可以借鉴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有关地区经济发展要素流动问题应当做进一步了解。     

论清流派学习西方的思想意识

近代，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逐步学习西方，于是便有了梁漱仅先生在1921年就概括出的器物──制度──文化这条所谓“西方化”的运行轨迹[1]。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观察，很明显就可以发现，在“器物”这个区段里，学习西方所形成的洋务浪潮重点是朝着两个方向辐射，即经济上的西化和教育上的西化。清流派其主体由具有进士科举功名的一些言官构成，他们学习西方的思想意识，正代表了封建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革中更新观念的一种类型。一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洋务运动。进入70年代以后，洋务派在原有创办的军事工业的基础上，着手经营以…     

政府与社会经济管理（笔谈）——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具有永恒性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重新兴起，大有成为当今西方经济理论主流的趋势。这一思潮在空前发展中自然也传入中国。近年来新自由主义被中国有些学者做了某种变形，并把“国有”现象与政府管理绝对地等同，似乎弱化政府管理就可以解决像产权矛盾等社会经济问题：本栏目的6位作者都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他们曾共同探讨了政府管理必要性这一问题，认为法治下的社会经济管理应当是政府管理的强化，至于所谓“中国政治的一个悖论现象，国家机构不履行国家职能，而是层层职能机构正在演变为追求各自利益的行为主体”，则要归属另外一些研究范畴，譬如从行政建设方面予以解决。陈勇勤教授的论文主要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具有永恒性”，认为要区分国家与政府，要理解自治的度和政府管理的度，而与“K域问题”相联系的自由主义与政府管理的争论，关键在于以法制作为判别标准。柴志春、谢洪波、范国英、陶宏伟、王朝旭的论文分别针对中国土地市场、中国企业制度变革、中国股票市场、中国金融、中国社会福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新自由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政府、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经济舞台不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本质。我们希望这组论文能够推动对政府与社会经济管理问题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