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与蒙古关系

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公元一三六七年)十月,朱元璋命诸将北取中原。《明史纪事本末》卷八载其谓徐达等曰: “自元失其政,生民涂炭,予与诸公仗义而起。冀有奠安生民者出。岂意大难不解,为众所附。遂平陈友谅,灭张士诚。闽广之地,将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扰攘。山东则有王宣父子反侧不常;河南则有王保保,上疑下叛;关陇则有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与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将亡,其机在此。今欲命诸公北伐,计将何如?”(常)遇春对曰:     

关于秘密会社的一些问题——在历史进程中一种运动形态的考察

秘密会社的调查研究,直到目前,还并未获得显著的成绩,原因是史家不把这种社会现象纳入历史的总体。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涉及这类历史事件,往往任意涂抹上许多不相干的政治色彩,使原有的史料遭到混乱。其次是方法上的歧误:例如强立系统,对不同时间地点的会社党帮,凡带有秘密集团性质者,强使从属于某一系统,使他简单化。如三大系统说,白莲系、天地会系、安清系是。(许地山《天地会研究序》),两大秘密团体说,一为白莲教,即红巾,一为天地会,即洪门。(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以“三”或“两”系统化,使其余不同时间地点的复杂纷纭的集团组织附属之。在系统上探求它的历史意义,政治意义,违失了秘密会社在不同时间地点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社会条件。再其次,秘密会社的名称,“多不胜数”。(陶成章《教会源流考·结论》)     

丰收高产驳斥了土地收益递减律

七月中在浙江参观并学习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各种新鲜事例。浙江全省在这时已收割的早稻,平均亩产660斤,而去年却只有321斤,增加一倍以上。至于各级试验田的高产数量:慈溪的棉花指标,是籽棉一万斤以上;诸暨早稻已收割的是4,080斤,番薯指标是30万斤。在全国范围内的试验田高额产量,乃就更加惊人:湖北麻城的早稻最高产额是36,956斤。河南西平的小麦是7,320斤,明年预定指标为15,000斤。山东寿张的玉米是20,125斤,小米(谷子)10,546斤15两。四川泸县的高粱为5,333斤。福建漳浦的花生米是24,176斤。这不但打破了中国历史上的纪录,也打破了世界历史上的纪录。“这样高速度的跃进,不只是粮食问题,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党的总路线的胜利。”这一胜利,粉碎了许多曲说,也牵涉到若干理论问题,必须予以继续澄清。十九世经末,俄国的修正主义者企图用土地肥沃性递减律来复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们说:“贫     

一条鞭法施行后的丁徭问题——沈榜《宛署杂记》中所辑录的资料——万历二十年左右宛平地区的丁徭——丁徭基本性质的初步解剖

劳动的直接掠夺与剥削,是以社会生产力的不发展、劳动方式的原始性为基础的。与土地关系结合着的工役制,和封建统治关系下“力役之征”的所谓“国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之类的属于赋税性质的徭役,是一致的。工役制是在分地制下等于实物工资式的一部分无偿劳动,亦即所谓“徭役”。但与属于封建皇朝赋税性质的力役不大同,虽然它     

特种“隶属状态”的历史考察

历史上某些特种隶属状态,尽管所关不大,仍有必要分别作历史的考察,以免影响各个时期的历史结论.这里拟择取若干特殊现象,试图作一些历史的探索与分析,以便于自己搞清问题.(一)梁任公一九二六年左右撰著的《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举广东新会故乡事例,谈"世仆问题",谓:"吾乡及附近各乡皆有所谓世仆者.其在吾乡者为龚姓,其人为吾梁姓之公仆.间其来由,正如雍正上谕所谓:仆役起自何时,茫然无考者.其身分特异之点:(一)不得与     

谈“永禁机匠叫歇碑记”

按这类碑記,与金石家所搜索著录的石刻不同,它是官文书,或公众的禁約,都是屬于較多人数,或禁压較多的人数,利用統治势力来施行禁防的规例格令。因为与日常的經济生活、政治生活有关联,所以真用“勒石永遵”(属于公約部份的)、“勒石永禁”(屬于行政禁令部份的)的办法,来作为持久性的禁約。这在通都大邑、城門、旗亭或水道航船碼头,都有这类碑記。小的城鎮或乡镇,如果位在交通要道上,也都不免保留有这类碑刻。苏州是省会,当然这类遺留物是不会少的。     

跋苏州织造局志——明清间特种史料考释之一

苏州织造局志十二卷,清康熙时吳县孙珮撰。康熙二十五年印行。孙珮曾参加地方志乘編纂工作,此作等于苏州府志之裁篇别出。织造局为当日現存机构,清初且为滿皇族所特别重視,有专属档案可資依凭。所以編者除以私人資格利用公档材料編写吳县志浒墅关志而外,更有苏州织造局志的編輯。(見卷首彭宁求刘滋序文)方志或专志在史料上,有它的独特的价值,虽然这类文献的編撰,有时几成为虛应故事之作。孙珮此书,当然亦不能例外(此书因刻本流傳不多,苏州图书館列入特藏书类)。其內容与体例,不出一般方志老套。但因织造局是一种比較特殊的机构,其記述“机张”、“工料”、“口粮”、“緞匹”各卷,有关劳动組积、工具、成品、各种簡单图案;而第一卷記沿革部分,又大体上把这一机构在各时期的不同形态加以敍述。作为明清间一种經济現象的史料来看,却可借以透視当时的現实,     

论曹魏屯田

一屯田是历史上一个較复杂的問题,必須与軍队的历史和土地关系的变化經程一并考察。王嗚盛周礼軍賦說,大体上解釋了一些领主制时期的軍赋关系,和兵民(农)合一問題。但周官一書所存在的材料的复杂性,沒有获得应有的解决。錢文子《补汉兵志》,陈傅良《历代兵制》,是鍼对着宋代的現实問題的撰著,于兵役的基本問題,即土地关系,會有所推論,然关于兵农分合問題,受历史的制限,沒有获得結論。对于宋代的兵备,亦只能作空想的計議与叹慨。《馬氏通考》,对于屯田和兵制,援引历代各家論著,多所推論,亦依然滞留在兵民(农)分合問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