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学的理论发展

当今世界上约有2000多个民族,其中人口10万以上的民族有582个,而3/4的民族是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0.9％的小民族并分布于世界各地。 历史的发展使不同的民族表现出不同的经济个性、分别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层次;同时,处于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经济体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亦表现出严重不同步的差距现象而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民族为其研究单位的经济人类学开始在西方兴起,它对延续于不同民族文化条件下的经济过程和制度中的变异演化进行描述,解释和发展论证,成为对在世界经济中     

文化产品的分类分析

文化产品分类的逻辑范畴来自社会范畴。产权关系的层面上,不同的文化产品可以归属为个体(私人)产品、共有产品与公共产品三种主要类型,这一区分最基本的功能,是明晰不同文化产品的供给源流,确认不同文化产品供给者的身份;在产品供给层面上,不同的文化产品可以区分为生产性产品和服务性产品两大类。不同的分类范式,反映了不同的理论切入点,从不同的侧面再度指认了不同文化产品生产的社会性质。     

论中国近代资本关系三重结构的变异发展

以往分析中国近代资本关系的变异,以及研究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向近代化转变的影响,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近代中国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作一分析. 近代中国资本关系的三重结构中国近代资本关系在被动的发展进程中,形成外国资本、政府资本和民间资本的三重结构. 首先,以新性质的社会化生产力构筑起来的近代资本生产形式,是由外国资本首先引入的.同时,它又是伴随着对中国主权的武力干涉,作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种特权事业发展起来的.这一特殊方式使近代     

资源博弈过程中的民族性要素

民族理念的建构,源出于人的类整体的存在与人的不再无声的合类性的尖锐的矛盾冲突。它是一个双重性的存在,并展现出鲜明的分层性。民族同化和认同的分离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合力,使人类的经济过程产生极大的差异性,也带来了民族性要素在资源博弈中的广泛运用。这种运用根源于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平等,也是对不均衡发展表现为域化形式的一种回应。     

论民族经济发展与物质资源的开发转换

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包含着人与物两大要素的投入,在这种投入中,各种潜在的生产要素相互结合而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基础。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的方式、性质及其有效性,决定着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现实作用的发挥,从而也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规范和方向。换句话说,各民族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进程,取决于其生产要素向生产力转换的过程,取决于优势生产要素的有效使用程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优厚的自然资源条件与少数民族经济体欠发达状态的巨大反差,虽有众多原因,但也使得物质资源开发转换的问题,成为本文探讨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重点。     

民族经济交往关系与结构的分析

文章认为 ,在民族社会的研究中 ,交往或交换连接着人们的生产与消费 ;沟通着人们的经济往来 ;作为生产得以进行的前提准备 ,组织起社会再生产的具体过程 ;显示出它作为联结各个个体劳动 ,并实现其社会劳动本质的媒介意义。以民族为基点 ,揭示交往或交换借助于不同的形式而表达的事实 ,为我们摆脱现代有关“交换”的局限性规定 ,去探索交换因素在人们的经济生活甚至社会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基础性地位 ,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经济人类学中的实体论派

经济人类学在当代已成为理解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枢纽和核心领域。 2 0世纪中叶 ,卡尔·波拉尼以一种新的视野、新的理论工具和新的研究方法 ,使社会与文化人类学中的经济分析终于跨越了作为附属分支的经济民族史的描述 ,给经济人类学带来了根本性的思想变革。本文通过对波拉尼和实体论派理论方法的形成和演变、实体论派的队伍构成及其主要理论范畴的介绍 ,阐释了其对当代中国民族研究的借鉴意义     

回顾在辽阳的日子

我是来自台湾基隆一个小渔村的陈庆德，1964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渔民家庭。读书、服兵役、下海，伴我走过了童年、少年、青年的20年时光。经历了家境由困苦转向殷实，再由富裕跌回贫穷的大起大落，让年少的我变得成熟、坚强。     

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社会效应

在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清代商品经济不甚发展的假说,经常成为人们各种立论的出发点。以此理论假说构建起的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问题的传统研究,不仅产生出严重的理论错位,而且有悖于历史事实。它致使许多人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列强入侵与中国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上,普遍地以所谓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对立作为分析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基本标志,而忽略了对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本质要素的分析。于是,凡见“商品”、“资本”或“雇佣”等字样,立即冠以“资本主义”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