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韶集》与陈廷焯初期的词学思想

陈廷焯学习填词,经历了一个由喜写艳词到崇尚醇雅的过程,接受了朱彝尊以雅为尚的审美观念,还仿照《词综》的体例编选了一部历代词选———《云韶集》,但在宗南宗北及师法对象等方面修正了浙派词学过于偏激的提法,这正是他后期词学立场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契机。     

"士"与战国时期的传播艺术

在社会性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春秋战国时期,"士"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中充任着重要的角色,逐渐取代周代以前的"巫史",成为当时社会传播活动的主体,他们通过游说诸侯、聚徒讲学、记言记事等方式,向诸侯、学生及大众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而这种种不同的传播方式又展示出他们在论辩艺术、教育艺术和叙事艺术方面的高超智慧.     

清初词坛的"尊柳"与"抑柳"

在明末清初 ,词坛上存在着一股浓厚的尊柳之风 ,“作者非冶容不言 ,选者非目佻不录”。但到康熙初年 ,词坛风气开始发生蜕变 ,出现了批评冶艳词风和抨击学习柳词的思想倾向 ,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毛先舒。康熙中叶以后 ,柳永词在清代词坛的影响趋于衰退 ,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派主张师法南宋 ,试图以姜夔、张炎的清醇雅正词风荡涤清初因学柳而盛行的冶艳风气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评吴建民博士的《中国古代诗学原理》

最近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吴建民博士的新作———《中国古代诗学原理》。这是一部系统整理古代诗学理论、建构中国古代诗学体系的学术专著 ,是作者经过近 2 0年的学术积累、思考、升华而撰成的呕心沥血之作。它在李壮鹰《中国诗学六论》和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的基础上 ,把中国古代诗学的体系化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为中国传统文论走向现代、服务现代、走向世界搭建了一个新的学术平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重“史”的优良传统 ,鉴古知今 ,审时度势 ,治学必先治史是古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特征。古代学术的重“史”观念也渗透到古代…     

胡适与20世纪的中国词学

胡适对词学研究的介入,给20世纪新词学的建设以深远的影响。他对王国维思想的发展和对"清末四大家"的批评,在二三十年代的词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反对者,亦有拥护者,从而形成了现代词学史上的"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在五六十年代以后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权威,胡适成为人们进行思想批判的对象和目标,但是他的思想却借助胡云翼的《宋词选》得以深入人心,直到80年代以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胡适思想的影响才得到真正的清算。不管胡适的"角色"是怎样地变化,他的词学思想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自身,而成为20世纪词学思想变化的"风向标"。     

一本以编年为体例的八股文史--《明代八股文编年史》读后

在主编二十二卷本《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之后，陈文新教授最近又推出四卷本的煌煌巨著《明代八股文编年史》（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出版），这是迄今第一部明代八股文编年史。本书的问世不仅揭示了八股文自身演变的历程，还反映了明代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为相关的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     

《人间词话》与中国现代词学

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的"境界"说,在现代词坛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围绕着对"境界"说的理解和阐发,现代新词学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完善,词学中的"现代派"与"传统派"在思想上也形成了激烈的交锋和碰撞。这种交锋不但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意境"说之内涵作了进一步深化,而且也对"现代派"与"传统派"自身的理论建设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先秦时期诗歌的传播

先秦时期,人们通过诗歌的传播达到交流思想、共享信息甚至处理问题、规范行为的目的。当时诗歌的传播便是诗、乐、舞三者高度融合的被称为“乐”的传播。传播的内容即“志”,它的最初意义就是指“诗”基于人类交往最原始的记忆功能,而后转向表现思想观念的沟通,成为记录与抒情兼有的概念;到春秋战国时期,“志”的记载功能为散文所承袭,抒情功能上升为主要特征,主要指作者的志向怀抱。“诗言志”在此一时期兼具记录记载与抒发怀抱的双重功能,并相应地有“观”、“陈”、“喻”、“导”四种传播方式及被孔子概括为“兴观群怨”的传播效果。通常仅在诗学意义上理解这些理论,把诗歌的传播仅视为用诗的行为,对文学及文化而言都是不完整的。分析研究当时人们对诗歌的传播状况,将会深化对这些理论和用诗行为的认识与理解     

评康熙时期的选词标准

明末清初,浮艳词风颇为流行,到康熙年间经过词人的反拨,清代词坛出现中兴鼎盛的局面,康熙时期的选词风气就形成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在编辑词选的过程中.因受康熙文化政策的影响。人们采取了不同的选词标准,前期重视主观性情的抒发,中后期则标榜醇厚雅正,要求符合封建伦理规范。然而,不管采取何种选词标准,人们都能坚持以艺术质量来取舍词的原则,反对以习好选词、以交情选词、以刻资选词乃至以选词取悦贵人的不良习气。     

清初关于词与政治关系体认之进程

在顺治时期,受传统本色论的限制,词坛仍然沿袭以词为小道末技观念,填词只是追求它的娱乐性和竞技性。但在康熙初年开始发生转向,不但风格上有所开拓,而且还将它的追求目标从文体的本色转向性情的真实,认为是性情决定风格,观念上也更为开放,对婉约和豪放都能肯定。因为时代的原因,在清初出现了"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的思想分歧,这是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所使然,也说明清初词人在性情与政治之间的不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