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省际道路超长客运的基本观点与相关理论

阐述了关于发展省际道路超长客运的基本观点;利用行业竞争理论、企业创新理论、组织权变理论与范围经济理论,解释了省际道路超长客运发生与发展的原因与过程;并基于文中的基本观点与相关理论,勾勒出省际道路超长客运管理的政策框架。     

从“技术官僚”到“职业官僚”——翁文灏从政之路与蒋介石关系探微(1932—1949)

九一八事变后,地质学家翁文灏与蒋介石相识并获重用,进入国民政府体制内。全面抗战后,翁文灏主要负责与其专业相关的资源调查与工矿开发,属于“技术官僚”。全面抗战爆发后,翁主管战时经济建设,领域扩大到工业生产、资源开发、易货贸易等事业,随着权限扩大,也卷入体制内的政争。抗战胜利前后,翁出任国民党内职务与行政院副院长,已逐渐变成“职业官僚”。1948年,翁任“行政院长”,更深地卷入官场纷争和派系纠葛之中。翁文灏是民国时期“学者从政”的典型,他的经历显示,沉浸体制日久,从政学者的角色也有变化。相比而言,充满理想的学者对体制的改变有限,而官场对学者的改变也许更大。     

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考

用国际化视角研究现代中国的观点,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为西方史学界主流所认可.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诞生过程中,中国已经融入全球体系当中.自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与更为宽广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往往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发展面貌,正如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如果不是特别注重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考察,简直无法正确地理解现代中国史.要研究那个时代中国国际化的历史,我们就不能将国内和国外截然分开,而是应该以同步研究国内外的国际化进程为目标.     

从《陈诚日记》看台湾时期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

《陈诚日记》是新发现的研究民国史与当代台湾史的重要史料。通过《陈诚日记》中对蒋介石的评论,可以考察台湾时期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在国民党政权撤退台湾初期与1958—1961年间两个时间段,陈诚对蒋介石有过明显的不满,两人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合,甚至有过正面的冲突,这些史实使我们能够重新认识台湾时期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往的研究总强调蒋陈之间的“合作无间”,蒋介石扶植陈诚,陈诚服从蒋介石。而新的史料展示了历史复杂的一面：蒋介石与陈诚之间其实也曾经有过较尖锐的矛盾与冲突。     

蒋介石对母亲的追思

<正>蒋介石退到台湾后,于居室内供奉其母遗像,每天"亲沐慈恩"。上世纪60年代末,已年逾八旬、人近黄昏的蒋介石对母亲的感念日久弥深,决定在日月潭建永久性的建筑,除纪念母亲外,也让台湾民众要"克尽孝道,永怀慈恩"。     

蒋介石1950年在台湾之"复职"研究

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前夕,蒋介石即开始积极谋划"复职".面对李宗仁仗恃宪法避居美国的阻挠,他既有决心"复职",亦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利用民意置李于受谴责的地位,分化了桂系势力,统合了内部,规避了法律上的障碍,最终在国民党内"民意"的支持下,成功"复职".而李宗仁不敢面对蒋的挑战,应对失据,失尽人心,他虽在美国积极活动,试图以美制蒋,却未能获取美国的支持,最终在这场政争中落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事件,不仅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起死回生的一步,而且对当代台湾史与两岸关系也影响甚巨.通过对该事件的梳理、研究,既可以了解1950年初台湾政治的基本状况,也可以了解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政治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心路历程与政治手段.     

抗日战争时期立法院的立法工作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立法院的立法工作,根据它与抗日战争局势的关系的直接程度,可划分为“战时法令”与“一般法令”。在此期间,立法院一方面以立法来配合抗战需要,另一方面使国家的法律体系逐渐完备,其在抗日战争的作用,应该肯定。不过,它只是国民政府属下的立法机构。同时,也要注意其通过法令的基本条文与实际实施之间的差距。     

民国时期发生在朝鲜的教科书事件

进入民国以后,中日之间关于教科书的争论逐渐增多,这样的争论甚至发生到了中国与日本本土之外的第三地--朝鲜.档案资料表明,朝鲜的华侨教育在教育目标、课程设置与教材方面基本上与国内相同,日本殖民统治者最初也未加干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在朝鲜华侨学校的控制,1932年初以"普及排日思想"与"妨害治安"等名义,扣押华侨学校从中国运来的一批教科书.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要求日本殖民当局归还,双方进行外交交涉,以日本拒绝归还告终.这次教科书事件的根源是中日双方对教科书内容的认知不同,且与时局的发展有重要关系.     

传媒眼中的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与复职——以《大公报》报道与评论为中心

从1927年8月到1928年初,《大公报》对蒋介石下野的内幕、下野后蒋介石的行踪、蒋宋联姻以及蒋介石复职的过程均给予了充分的报道与评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与价值取向。作为民国政治精英人物,蒋介石也非常注重处理同媒体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关系。     

抗战期间竺可桢主持浙大的一个侧面——解读竺可桢与朱家骅的几封往来函件

1938年初,浙江省政府停发浙大每月一万元的补助费,竺可桢请求由教育部直接拨发,并致函好友朱家骅,请其出面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斡旋,以促成此事.1939年底,竺可桢为浙大顺利迁移贵州致函朱家骅,请其出面向陈立夫疏通此事,并最终促成教育部六万元拨款.1944年底,竺可桢为浙大自组自卫团所需枪械及划拨应变经费等事,致函已转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请其帮助.通过解读几封竺可桢的往来函件,可以对研究竺可桢、浙江大学校史以至高等教育史提供若干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