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鱼”应作何解?

毛泽东同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最后两句: 莫道昆明池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对“观鱼”两字,一般都理解为观赏水中游鱼。我认为这不合适。因为:(一)当时诗人自己不可能有闲暇去观赏昆明湖中的鱼;(二)北京昆明湖那些年并没什么鱼可观;(三)富春江却确是个观鱼的胜地。据南朝宋吴均《与宋元思书》写富春江的景色说:“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砂,直视无碍。”毛泽东同志一定看过这篇文章,可是却偏偏说昆明湖“观鱼”胜过富春江,这是为什么呢?     

对中国语言及古籍《经》和《传》的重新认识

今年1月,我接到了美国传记研究院两封信,一封信寄来聘书,聘请我为该院的顾问委员会的荣誉顾问。这是继美国世界名人协会吸收我为终身会员,聘请我为顾问,推荐我为副主席后的又一荣誉职务。另一封信邀请我出席他们和英国传记机构联合召开的世界学者有关文化艺术方面的讨论交流,地点是剑桥大学,时间是本年7月。以下就是我准备的大会发言的主要内容。     

“注释学”应列为一专门学科

小序这篇文章,原是应山西社科院《社会科学手册》写的,但写成之后字数大超过了限度,可是我觉得它却写出了我多年的心愿——建立“注释学”。于是再写此小序以足成之。纵观祖国对古书的注释,可有古今两派,“古”已完成了它的任务,“今”却方兴未艾,正起着作用。但我认为这两派都很有不足之处:(一)古派:起自西汉,因当时的特殊条件,以古为训。基本方法是注出各词语典     

一部有学术价值而又严肃认真的人物辞典——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

高增德同志费时数年编辑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出版了,而且亲自送到我的手上.一册在手,爱不释手.论装帧就够气派的,封面由启功题签,扉页由张颔书名,序言则由国家参政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亦是学者的雷洁琼所作;由于内文用了辞典纸,所以将囊括4700人,字数在300万字的内容,竟装订在看上去并不是巨大的一册之内,只有打开书页才能发现它之确有的丰富涵量.评介前,请允许我说说我和高增德个人的关系.这并不是不重要,因为从中可看出我评介这书的态度.我和高增德交友,可能和这部书的编纂年限差不多.那是1987年,我给他主编的《晋阳学刊》寄了篇《李后主词研究》的稿子.但是校样送来后,却把我文章的第一部分删去了,我当即回信表示,因“阉割我的主要观点,拒绝刊出”.对于此,高增德曾先后两次上门说明具体情况,而我却在第一次见面时并未原谅他,直到一年后的第二次见面,我终被他的诚挚的态度所感动,并允诺了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作传的稿约.在我的自传写成后,他要     

安阳不是《周易》发祥地

本文根据《周易》产生及发展演变的历史，周民族与商氏族卜筮工具的区别，分析论证了安阳不是《周易》的发祥地。     

1993年出版的三部拙著简介——兼及注释学的产生和完成

一、《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以晋字1993年重点图书出版。这部书初写于1930年,原名《周易卦辞会释》。1992年重新整理,归入我创建的“注释学”范围,改名《详解》。这稿子在40年代,曾在《新东方》上发表,编辑王森然同志,曾加按语云:“自卦辞产生以来,在词句上能解得如此清楚明白者,此为第一书,堪称千古一书。”     

为我创建的注释学再说一次话

古书注释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充分关注,注释方法各有特色,但又存在一些缺憾。笔者认为,注释学的核心应是"形象",从语言形象的生动性到人物形象的独特性,并依据这一核心概念,确立了"三体会"、"三解释"、"四分析"的注释方法。应用这一方法,详解了古书中几个著名的篇章。     

李煜词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在词史上的地位

<正> 李煜的词,主要是李煜后期的词,即亡国俘归宋朝后的词,都完全是叙述自己的事,抒发自己的情的词。这是和前此所有词人的词大不相同之处。前此词人的词都没把自己作为词的主人,而且词的内容都限于闺情离绪个人间的悲欢离合。以托名于李白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菩萨蛮》、《忆秦娥》二词来说吧,主人公都是闺中离妇,而不是作者自己,词的内容也全是怀人忆远。温庭筠作了七十多首词,(全唐诗收了五十九首),使词这个文学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可是他的词的主人公也全是妇女,而不是自己。韦壮、牛峤的词也如此。李后主国内的冯延巳《全唐诗》收他的词七十八     

关于岳飞《满江红》词

怀疑“怒发冲冠”《满江红》词的作者,说它可能是赝品的,自余嘉锡教授所作《四库提要辨证二十三卷》始。对词的本身余氏认为“无破绽可言”,只强调不见于岳珂所编《鄂王家集》,不见于宋元人著录。疑之,而仍同意其“于世道人心深为有裨”。以为“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传可矣”。国人因其只有消极方面的怀疑,并没有不是岳飞作的确切的实证,所以对这首词的影响并不大。     

我的自述(有关科研、教学两方法)

写自己真难。和一些人比起来,总觉得自己太微不足道,实在汗颜无地;可是在一些具体的小问题上,有时也颇有井天之见,而且很自信,敢坚持己见。这两种思想我全有,所以要我写自己真难。我1931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30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导师是陈垣先生,当时我研究的是《史记》。那时这两校的教师,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