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众外交与美国对外政策

公众外交是美国外交的重要工具 ,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美国公众外交受到了美国各届政府的重视。本文主要论述了美国公众外交的特点、发展演变、主要活动及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所起的作用。美国公众外交的实质是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冷战后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发生的巨大变化是由苏联解体和国际权力结构的失衡所造成的。在失去了苏联的制衡之后,美国的行为越来越表现出肆意妄为和粗暴蛮横的特征。美国用先发制人战略取代威慑和遏制战略是错误的,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只能使美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国际均势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国际体系的均势最终将会实现。     

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制约因素与前景探析

特朗普经济政策是在其短暂的竞选过程中快速成型,并由若干竞选口号演变而成。特朗普就职后,将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社会财富分配失衡、不同族群裂痕加深等经济社会矛盾的深化归因于民主党政府支持的"全球化政策"所导致的制造业外迁、就业岗位流失和国家债务高企,同时把"美国优先"作为调整美国内外政策的总纲领,希望全方位贯彻"美国优先",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承诺。对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内容研究后发现,尽管特朗普经济政策短期有助于刺激经济回升,回应选民的部分期待。但从长远观察,因其存在违反经济学逻辑、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悖、政治高度分裂及政策外部性等制约因素,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不仅无助破解制约美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构性症结、弥合因收入分配失衡造成的阶层裂痕,而且会因金融业去监管政策而进一步推高"虚拟经济"比重,进而诱发金融风险,并削弱实体经济的复苏基础,最终加剧社会经济矛盾。     

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一项基于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的分析

2016年来,美欧发达国家内部治理失范引发“逆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导致全球经济治理规制的“合法性”加速衰减和“有效性”不足,客观上要求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作为制约创新的主要变量,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成为影响治理创新成败和绩效的关键因素。在新的国际经济条件下,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投资自由化趋势下降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成为治理议题调适的主要方向,而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边境后”贸易措施治理和各国“新工业化政策”影响下的投资政策变化成为规则重构的重点。鉴于此,中国应从统筹国内经济发展、扩大“公共物品”供给和凝聚新兴经济体利益共识的角度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并相应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美国霸权、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

冷战后国际体系的两个突出特征是美国霸权主导的单极世界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美两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既存在着结构上的战略矛盾,但由于美国霸权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国内面临的种种困难,特别是中国经济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又使得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至于演变成为无法控制的大规模冲突。由于中美关系之间这种矛盾与合作并存的复杂性,两国关系近年来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周期性的起伏不定的突出特点。从近期来看,中美两国在各自的核心利益上并不存在根本冲突;从长远来看,中美两国避免冲突、加强合作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国际政治中权力本质的变化也将改变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动必然导致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传统认识;另外,外交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和平方式促进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     

国家战略的理性与不确定性逻辑——兼谈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大战略

近年来，美国国内围绕大战略是否过时、美国大战略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争论激烈。对美国大战略的不同认识与大战略概念的本质和内在逻辑密切相关。大战略这一概念体现的是国家的目的性、规划性和利弊权衡的理性，是外交决策者审慎选择、理性行为的过程。而大战略所面对的种种挑战、受到的各种批评和质疑，根植于国家战略评估、决策、落实等整个过程所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作为国家战略的关键部分，大战略深受理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遵循着理性与不确定性交织下的复杂逻辑。理性和不确定性对大战略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大战略的行为主体能否取得共识并进行理性决策，国家能否客观、准确地认识和评估大战略的内外环境，以及大战略在不同阶段能否保持连贯一致并得到有效落实。从战略决策、战略环境、战略实施这三个主要方面来看，受理性和不确定性的共同影响，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大战略表现出清晰与模糊、稳定与摇摆共存的复杂特征。理性、明智的大战略对于维护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而决策者对大战略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也应有充分的认识和评估。     

“全球摇摆国家”与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

在自身实力不断衰落的情况下,美国想借助于实力不断上升的新兴国家以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由此美国学界提出了“全球摇摆国家”这一概念。所谓“全球摇摆国家”,主要指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四国,其主要特征是,强大且快速增长的经济;在一个或多个地区占据中心地位;民主政体以及希望改革国际秩序,但并不寻求推翻现存国际秩序。美国企图在适当满足其变革诉求的基础上,使其坚定地支持现存国际秩序。这是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的重要战略手段。然而,顺应大多数国家的诉求,改革现存国际秩序以使其更公正合理,才是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根本之道。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解析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与发展，科技竞争正逐渐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前沿与核心。为遏制中国科技实力的持续增长，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按照“弱它”与“自强”的双重逻辑制定了囊括“一出”“三进”“场外犯规”“规锁”“自强”五大核心举措的对华科技竞争战略。五项举措分别围绕阻止对华技术出口，阻止中国资本、技术、科研人员进入，对中国先进科技企业“精准”打击，率先制定新兴技术标准与大举加强美国科技创新基础展开。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的实施在一定时段内对中国科技实力的持续增长将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这一战略自身也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单方面的科技遏制将促使中国进一步增加科研投资、完善科技创新体制，进而加速实现“技术本土化”与“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     

美日同盟对中国防范的加强与中日关系走向

冷战结束以来,美日同盟逐渐加强,对中日关系发展影响深刻。一方面,日本依托美日同盟走在防范中国的前沿,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使中日关系不断恶化。这是中日关系的现状。另一方面,在未来,当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损害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时,美国将对日本强硬的对华政策有所牵制。这一趋势已初见端倪。最近的将来,中日关系仍然不容乐观,很难好于中美关系,将处于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完全恶化之间的灰色地带。     

公众外交：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

美国公众外交是指美国政府针对其他国家民众采取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活动。美国的公众外交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对外宣传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目的在于赢得外国民众对美国的支持;二是使外国民众更好地了解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实质上是对外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美国公众外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美国对外政策服务,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