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血缘文化的锁定及其突破——中国传统伦理的近现代转换

血缘是中国文化的最本质要素,它建构、锁定了以家庭为核心,以"家国一体"为主要构架的中国伦理;在承载几千年的历史使命之后,在遭遇西方文明的碰撞之时,血缘文化及其建构的中国伦理在合法性上遭受了质疑;从过去的封建小农经济到今天的大工业社会,中国伦理的失范与重建成为一代代学人所共同关注的核心。     

从语用学角度谈基础阶段后期精读课的侧重点转移问题

语用学是以解决语言交际中的实际问题 ,帮助人们进行有效的交际为目的的 ,因此它一经确立 ,其理论的应用便受到普遍重视。语用学理论已在语言教学、人机对话和人际关系方面得到应用 ,特别是在外语教学方面展现出美好的应用前景。语用学之所以展现出美好的应用与发展前景 ,是因为它提出了外语教学中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即如何理解和使用所学语言。理解和使用所学语言可看作是说话人和受话人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学习者遇到的最大障碍是理解说话人的语义意图。从使用的角度来看 ,学习者的困难在于如何用合适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交际…     

弃核决策:安全、收益与规范路径

本文评述了不同理论流派对国家为何放弃发展核武器这一问题的解释。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安全威胁的消失或者核大国的安全保障将导致国家弃核。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收益计算,认为核武器的战略优势被夸大了,发展核武器并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建构主义认为观念、国家身份与核不扩散规范有助于说服国家弃核,但混淆了规范说服与弃核决策之间必要性与充分性的关系。鉴于现有防扩散的理论研究集中在控制核武器向无核国家的扩散,从理论层面研究核大国的核承诺、核裁军以及核能利用对核不扩散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革命"克理斯玛"信仰的隐喻性书写——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阐释

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通过爱情"得"与"失"的叙述来体认和确证革命的超验性和权威性,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无处不在的革命"克理斯玛"信仰,因而充满了"布局的欲望"。恋爱话语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表述功能,这既是"革命的艺术化"叙事理念展示,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渴望再生的普遍文化心理再现,更有隐身其后的现代文人追求"圣道"传统心态的在场。     

含混性和现实性:五四新文学人文价值观透析

以个性主义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学的人文价值理念充满着家族性的含混特质和现实关怀。在世界现代哲学思想转向的过程中,五四新文学展示并凸显出自身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但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混合和互换,使中国现代文学“人的解放”远未获得审美/本体的价值意义。人的解放在五四是一个实践过程,在左翼革命文学当中亦如此,时至今日,仍处于一个现在进行时态之中。     

浅议高校教师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高校教师的首要职责是教书育人,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怎样思考,怎样去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在培养目标上要立足于成＂人＂教育和素质教育,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和最根本的目的是把大学生教育成＂人＂,使学生懂得人为什么活着,活着为了什么？也就是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加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教育,加强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智、有理念、有理想的人,有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的人,有科学文化知识和创造能力的人,有志、有为、德才兼备的人。     

论金融企业如何兼控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企业的创新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金融企业的金融风险日益暴露。本文就金融企业如何兼控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提出了资产负债管理的利率结构对称原理以及数量对称原理，并为构建科学健全的风险管理体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     

“作家”与“战士”意识的交互显现与抑制——延安时期丁玲身份认同现象的个案分析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整风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将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要求用"革命战士"意识彻底根除作家的个体意识,故延安作家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问题。延安时期丁玲身份认同的复杂曲折性,使人意识到延安文人精神世界的微妙性和悲壮性,以及"思想改造"话语有可能存在的虚妄性。     

"西化"想象与五四新文学形成的历史描述

对于五四新文学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现象我们绝不能够忽略,那就是在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西化"想象.这种"西化"想象通过对"启蒙"、"为人生"的偏差认知和错位阅读以及"东洋"式的接受,对西方话语进行转译、批评、利用、重塑,从而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复杂多源的母体形态.     

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能性分析

共同外部威胁是建构安全共同体的必要条件,威胁的来源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非国家。就目前的东亚地区来说,东南亚走向安全共同体是可能的,但在东北亚则不可能,整个东亚也缺乏这种可能性。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非国家威胁的出现为东亚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机,但仍然不足以为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提供足够动力。因此,目前维护东亚安全的主要路径选择应该是建立相关安全机制而非安全共同体,只有通过这种机制缓解甚至消除东亚国家内部互视为主要威胁的情况,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立才有可能。